主题思想之二：以驳斥反犹太主义为镜子，批判爱尔兰的精神瘫痪及欧洲的狭隘思想。

　　文本中，在布卢姆整整一天的意识流动中，对犹太问题和犹太人命运的思考是最为重要的内容，它们散见在小说的各个章节。例如，在第四章，布卢姆看到了几张报纸，他认真地阅读着报上的信息，并勾起了对犹太人流浪命运的思考： “那一方土地生育了最古老的民族，第一个民族。最古老的人民，在世界各地流浪。”在第七章，当他看到排字工人倒排的“派特里克·狄格南”时，不禁想到了犹太人的历史，从出埃及，到世界流浪，到重建家园的理想。布卢姆对犹太文明的依恋，对故国的忧心可见一斑。第十七章是总结性的一章，布卢姆一天的活动便和犹太人的精神祭祀与民族历史对照起来。这些思考反映了布卢姆的民族根性和身份认同。

　　与此相对的，就是乔伊斯对爱尔兰人的反犹太活动的描写。反犹太主义的代表主要有马利根、戴汐以及聚集在小酒馆里的一批闲汉。对爱尔兰人的这一特征的描绘，展示了他们的狭隘视野和极端的民族主义。

　　因为犹太人施行割礼，所以马利根称上帝为“包皮收集家”。其他的一些爱尔兰市民对犹太人的态度与马利根几乎如出一辙，如第十二章中提到的鸨母、邋遢女人们和小瘪三，都对布卢姆充满歧视。戴汐校长是反犹太主义的代表。他将欧洲的诸多问题都归因于犹太人：“无论什么地方，只要犹太人形成帮，他们就能把国家的元气吞掉。犹太商人已经在下毒手了。古老的英国快完了。”在戴汐眼中，犹太人理应受到惩罚，无家可归。当斯蒂芬离开他的时候，他追了上来，说爱尔兰之所以被称为唯一没有迫害过犹太人的国家，是“因为爱尔兰从来没有放他们进来过”，这种幽默在我们看来显得格外狠毒。

　　所以学者安索尼·朱立斯指出，乔伊斯通过布卢姆的形象表达的是对反犹太主义的驳斥， “《尤利西斯》因此不仅对文学，而且对犹太人都是一个好消息。这部小说是一种美学的、道德的胜利”。而布卢姆则成了世界现代文学史上一位著名的犹太人典型。

　　面对欧洲日益明显的反犹太主义思潮，乔伊斯作了深入的思考，表达了反对种族歧视和压迫的人道主义思想，同时，他又超越了单纯的种族问题，反映了普遍的现实批判意识，表现了自己的精神逾越。

　　犹太问题并非《尤利西斯》关注的绝对中心，其批判的重心实际上是爱尔兰的精神瘫痪以及遍及欧洲的狭隘思想。犹太问题是一面镜子，映照出了其他民族的缺陷。尤其是爱尔兰人，虽与犹太人同为受压迫者，但她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地方主义是乔伊斯不能容忍的。所以说，乔伊斯的犹太意识，是以其现实批判精神为依托的，他是伟大的精神叛逆者，他负起了道德的重担，清醒地面对自己的祖国，用流亡和艺术，揭示民族的痼疾。

　　爱尔兰社会封闭保守的思想、狭隘的观念令乔伊斯难以忍受。他年轻时接受的是严厉的教会教育，并且被迫接受普遍公认的价值标准，这激发了乔伊斯的反抗：“教堂对缓解她的羔羊的精神和物质需要无所作为，而只是鼓励一种敬畏和卑躬屈膝的态度，这有什么用呢?”他的矛头指向了教会的虚伪。同时他对所谓的爱尔兰文化和民族复兴进行了尖锐的嘲讽。那些所谓的文化复兴者，沉迷于爱尔兰过去文化的荣耀，以致忽视了人们现实的生存需要。而爱尔兰的民族主义者又是片面化的、狭隘的。“这不断兴起的民族主义结果变成了和压迫者一样的极权主义和令人无法忍受的运动，让他们来解放人民会有什么好处呢?”不甘于被限制在这样狭隘的空间之内，他要脱离这瘫痪的状态，为了惊醒处于“精神瘫痪”的祖国，获得精神上的解放，他选择了流亡。他不愿再去为他已经不再相信的东西卖力，不管它是家、祖国或者教堂。这正是乔伊斯反叛精神的体现。

　　乔伊斯用流亡展示自己的反抗与叛逆。然而在艺术表现上，他的所有作品都是以爱尔兰(主要是都柏林)为背景的。这正是他的寓意，即以此来影射整个欧洲。他曾经明确指出：“我之所以选择都柏林为背景是因为我觉得这个城市是瘫痪的中心。”是欧洲的象征，“爱尔兰是一个否定性的概念，一个威胁艺术家的自由和完整性的地方，剥夺了艺术家的独立，滋生了地方主义的偏习。”深感于此，乔伊斯要找到自己的出路，就是以“一种无畏的现实主义，像易卜生那样，剥掉欧洲城市中产阶级社会伪装的面具，暴露他们的精神虚幻和贫瘠苍白”。

　　他选择了流亡以守卫自由，用艺术为武器展开对现实的尖锐批判。这样，乔伊斯的犹太主义意识，对狭隘的地方主义、种族主义的警惕和批驳，对艺术真实的执著，都反映了他的精神叛逆和现实批判意识，真正体现了一个世界主义者的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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