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提要】

　　父亲被诊断患有脑瘤后，我陪他走过了最后岁月。在照顾父亲的日子里，我回顾了他勤劳而又平凡的一生。父亲是犹太移民后裔，是生活在美国最底层的贫民。他在美国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工作，任劳任怨，每天挨家挨户收取保险金。他固执成性，到70多岁竟然和母亲离婚。86岁那年，父亲得了面瘫，而且两眼患有严重的白内障，听力也很差。就是这样一个疾病缠身的老头，又被查出患有脑瘤。一系列病情让老父憔悴不堪。我知道父亲的病情后，为他四处奔波联系治病，并帮他寻找住处。在新住所里，父亲成立乐队，认真演出，还帮助别人找女朋友，最后自己也谈起了黄昏恋。但是快乐生活持续不久，他的病情很快恶化。在陪伴父亲最后的日子里，我更深刻理解了父亲，也体会到父亲留下的珍贵遗产，“我得到的遗产： 不是金钱，不是经文护符匣，不是剃须杯，而是屎”。

　　【作品选录】

　　1. “那么，你怎么想?”

　　我父亲到八十六岁时，右眼几乎看不见什么东西了。但是除此以外，照他的岁数，他的身体看起来非常结实，直到他突然得了被那个佛罗里达医生误诊为贝尔氏瘫痪的毛病。这是一种病毒感染引起的单侧面瘫，一般短时间就会痊愈。

　　这毛病似乎是他从新泽西飞到西棕榈滩那天以后不知不觉染上的，他到那儿是为了和七十岁的退休书店老板娘丽莲·贝罗芙租一套公寓住几个月过冬。在伊丽莎白市，她就住在我父亲楼上，1981年我母亲去世一年后，他们之间产生了恋情。我父亲在西棕榈滩机场的时候还好好的，甚至都没有劳驾搬运工(否则他还得付小费)，自个儿从行李区拎着行李一直走到出租车站。可第二天早上，他在浴室的镜子里看到，自己的半边脸再也不是他的了。一天前还是他的模样，现在不知道是谁的——那只坏眼的下眼睑外翻着耷拉下来;那半边脸颊毫无生气地松弛着，好像里面的骨头都被切成了片;原本好好的嘴巴也歪了。

　　他用手把右边的脸颊推回到昨晚以前的模样，僵在那儿从一数到十。整个上午他就重复着这些动作——接下来天天如此——可一松手，又塌了。他想告诉自己这是因为躺在床上的姿势不对，或者只是一觉醒来皮肤皱了，可最终他断定是中风。他的父亲就是在四十年代初中风而瘫痪的，所以当他自己也步入老年后，就跟我说过好几次：“我不要像他那样，我可不要那么躺着，我最怕那样。”他告诉我当时他如何在早晚上下班路上到医院看望父亲： 每天得点两次香烟，再插到父亲嘴里，到晚上，就坐在床头，读意第绪语报纸给他听。无助的山德尔·罗斯就这么躺着不能动弹，唯有香烟聊以慰藉。这样撑了将近一年，1942年的某个深夜，第二次中风才结束了他的生命。而我那每天去医院两次的父亲，就坐在他床头，看着他死去。

　　那个诊断我父亲得贝尔氏瘫痪的医生还向他保证，就算不是完全复原，大部分面瘫的症状很快就会消失。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他从居住的生活小区遇到的三个人那里，证实了这个结论。他们三个都得过这毛病，又都好了。其中一个虽然耗了将近四个月，最终面瘫还是神秘地消失了，正如它神秘地来临。

　　可我父亲的没有消失。

　　不久，他的右耳听不见声音了。那个佛罗里达医生检查了这只耳朵，测量了听力损耗，但他说这和贝尔氏瘫痪没关系，而是因为上了年纪——他的右耳听力可能跟他的右眼视力一样，是逐渐丧失的，只是现在刚发现而已。可是这回，我父亲再问面瘫什么时候能好时，医生只能说，照他这样一直不见好转的情况来看，这种毛病有时候是会好不了的。就看老天开恩吧，他说，除了一只瞎眼睛、一只聋耳朵和瘫痪的半边脸，我父亲的身子骨一点不比年轻二十岁的人差。

　　每个星期天打电话，我都听到他因为嘴巴歪、说话含糊不清而让人费解——有时候听起来就像刚从牙科手术椅下来、麻醉剂药性还未消的人在说话。但等我到佛罗里达看望他时，看到他一副好像不会说话的样子，我还是大为吃惊。

　　“那么，你怎么想?”这是在我下榻的宾馆大堂，我俯身亲他时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我约了他和丽莲在那儿吃饭。他坐在丽莲旁，深陷在铺着花毯的双人沙发里，冲我扬起脸，让我可以看个清楚。从去年开始，他怕光和风沙刺激盲眼，断断续续戴着一只黑色眼罩。看着他的眼罩、脸颊、嘴巴和他大为消瘦的身形，我觉察到他的急剧衰老，和五星期前我在伊丽莎白看他时判若两人。很难相信，就在大约六年前、我母亲去世后的那个冬天，在他和老朋友比尔·韦伯合住的巴尔港公寓，大楼里富有的寡妇们立马就开始兴致勃勃地围着他这个穿着条纹外衣、大青长裤、爱交际的新鳏夫转。他毫不费力地让她们相信，他才刚过七十岁，尽管那年夏天我们一家人刚在我康涅狄格州的房子里庆祝他的八十大寿。

　　在宾馆的餐桌上，我开始明白除了外貌之外，贝尔氏瘫痪对人的影响究竟是怎么回事。他只能用麦管吸水，不然液体会从他麻痹的半边嘴里流出来;吃东西也很费力，他一口一口地吃，又窘又无奈。等到汤溅到领带上，他才不情愿地答应让丽莲在他脖子上围一块餐巾——他大腿上已经垫了一块，那多少能让裤子干净些。丽莲有时探过身去，用她的餐巾把他嘴巴里漏出来、沾在下巴上而自己没有察觉的食物擦掉，这让他很不高兴。她还多次提醒他，少叉一点食物，每一口的量尽量比他过去习惯的少一点。“好吧。”他咕哝着，郁郁地盯着盘子，“是，当然。”可吃了两三口他又忘了。吃饭在他已经成了压抑的折磨，使得他体重掉得厉害，一副可怜兮兮营养不良的样子。

　　雪上加霜的是，最近几个月他两眼的白内障加重，使得他视力好的那只眼睛视线也模糊了。过去几年我在纽约的眼科大夫戴维·克荣一直在治疗我父亲的白内障和他日益下降的视力。所以三月份结束了不愉快的佛罗里达之行回到新泽西后，父亲又去纽约，催戴维帮他把视力好的眼睛里的白内障摘除;因为拿贝尔氏瘫痪毫无办法，他就特别想做点什么，让这只眼睛的视力好起来。可我父亲去的当天傍晚，戴维打电话来说，在进一步查明我父亲面瘫和失聪的病因前，他不太想做眼部手术。他不相信我父亲的病是贝尔氏瘫痪。

　　他不做手术是对的。我父亲在新泽西的内科医生哈罗德·瓦泽曼给他做了一个戴维预约的核磁共振成像。从实验室收到报告的那天晚上，哈罗德就打电话告诉我检查结果。我父亲脑部有一个肿瘤，“一个大肿瘤，”哈罗德这么说。从核磁共振像片上，还看不出这肿瘤是良性还是恶性，但哈罗德说：“不管良性、恶性，都会要了你的命。”接下来得请一个神经外科医生来确诊一下这个肿瘤的性质，然后再看还有什么办法——如果还有办法的话。“我对此不乐观。”哈罗德说，“你也别乐观。”

　　我没有告诉父亲核磁共振的结果发现了什么，但得说服他去看神经外科医生。我骗他说，没查出什么问题，但戴维特别谨慎，他想在做白内障摘除手术前，就面瘫问题最后听一位医生的意见。与此同时，我让人把核磁共振像片送到纽约埃塞克斯堂宾馆。我和克莱儿·布鲁姆在找到新公寓前就暂住在那儿——在伦敦她的房子和康涅狄格我的房子之间穿梭、轮流住了十年之后，我们想在曼哈顿找个地方安居。

　　事实上，在脑部核磁共振像片和放射线医师诊断报告装在大号信封里被送到宾馆前大约一星期，克莱儿已经回伦敦看她女儿去了，她还得去看看那儿的房子修缮得如何;跟会计师碰头，了解一个和英国税务部门拖了很久的谈判情况。她一直很想念伦敦，这个月回去，不单要处理实际事务，还可以聊解思乡病。我猜想要是父亲的肿瘤早些发现，而克莱儿还在我身边的话，我就不会这么一门心思扑在他身上了——至少晚上不会——可能也不会像自己得了病似的为他感到这么沮丧。但当时，在我看来，克莱儿不在身边——以及住在宾馆给我一种住不长久、无家可归的感觉，让我无法进入写作状态——意外地给了我一个天赐良机： 我可以一门心思照顾他，不必管其他责任。

　　这种一个人行事的状态也让我随意地发泄情绪，不必再端起一副成熟或者深沉的君子模样。一个人时，我想哭就哭，尤其当我从信封里抽出他那套大脑相片时，特别想哭——并不是因为侵占他大脑的瘤我一眼就能看出来，而只是因为，这是他的大脑，我父亲的大脑，是它让他考虑事情直来直去，让他说起话来铿锵有力，让他跟人争论容易激动，让他作决断时意气用事。正是这些组织，给他制造了无尽的烦恼，使他八十多年固执地严于律己——这是当年的我，他正处在青春期的儿子备受压制的根源。也是它，在他当年无所不能、我们该有什么目标全由他说了算的时候，支配了我们的命运，如今，它却在遭挤压、移位和损伤，因为“右脑脑桥角和桥前池之间的区域被一个大肿瘤所占据，这个大肿瘤延伸到被颈动脉血管包围的右侧穴状窦中”。我不知道什么右脑脑桥角、桥前池在什么位置，但读着这份放射鉴定报告上说颈动脉血管被肿瘤包围的话，我就仿佛在读他的死刑判决书。“右颞骨岩部尖明显受损。脑桥和右小脑下脚被肿瘤从后严重挤压至移位……”

　　既然独自一人，我就不必压抑自己，当各个角度拍摄的脑图摊开在宾馆的床上，我就失去了抵抗的力量。也许，那会儿的情形并非就跟我双手直接攥住他的脑子一样震撼人心，但是大致也差不离。上帝的旨意在火焰中的荆棘显灵了。同样神奇的是，这个长瘤的器官居然让赫曼·罗斯活了这几年。我看到了父亲的大脑，什么都看见了，也什么都没看见。就算是我父亲这样在纽瓦克第十三大道学校只上到八年级的退休保险经纪人，他的大脑仍然不乏超乎寻常的神秘。

　　我侄子塞斯开车带我父亲到密尔本去看神经外科医生梅耶森，他在郊区有诊所。之所以让父亲去那儿而不是去纽瓦克大学附属医院，是因为我得知梅耶森医生在医院的办公室就属于肿瘤科，要是送父亲去那儿，他会以为自己得了癌症，哪怕他还没有接受诊断，甚至不知道自己有一个瘤。现在这样他就不会吓得魂不守舍，至少暂时不会。

　　我当天傍晚打电话给梅耶森医生，他告诉我，像我父亲这样位于前脑干的肿瘤，良性的可能性有95%左右。他认为这个瘤已经长了十年，但我父亲最近的面瘫和右耳聋，表明“在较短时间内，这个瘤会急剧恶化。”不过，现在动手术切除还是可行的。他告诉我，手术的成功率有75%，也有10%的病人会死在手术台上，剩下的15%要么手术后不久死掉，要么进一步恶化。

　　“要是手术成功，”我问，“要多长时间康复?”

　　“会很困难。”他得在康复医院里呆一个月——也许要两到三个月。”

　　“换句话说，那会像在地狱。”

　　“是很难熬。”他说，“可不采取任何措施只会让他更难熬。”

　　我不想在电话里把梅耶森的诊断告诉我父亲。第二天早上九点左右，我打电话给他，说要去伊丽莎白市看他。

　　“这样看来，情况很糟吧。”他说。

　　“等我开车过来，我们坐下来谈。”

　　“我是不是得癌了?”他问我。

　　“不，你没有癌。”

　　“那是什么?”

　　“你再忍耐一小时，到了就把情况详细告诉你。”

　　“我现在就想知道。”

　　“我一小时后就到——要不了一小时。”我说。我相信不管他怎样担心，让他等着，要好过我在电话里直接告诉他情况，让他孤零零地坐着在惊吓中等我到来。

　　考虑到即将执行的任务，以下事实也许不足为奇： 我开车从伊丽莎白的收费公路出来，在出口的岔道，我忘了开上直接通往几个街区之外我父亲公寓的北方大街，而是在一条新泽西州高速公路的延伸段停了下来。路右边的一两英里之外，就是我母亲七年前安葬的墓地。我不相信有什么神秘的力量在指引我，但看到自己能从曼哈顿开了二十分钟车来到这里，还是很吃惊。

　　这墓地过去我只来过两次。第一次是1981年她下葬那天。第二年我带着父亲来扫墓。两次都是从伊丽莎白开车过来，而不是从曼哈顿，因此我以前并不知道收费公路能通到墓地。要是那天真想开车去找墓地，我很可能在通往纽瓦克机场、纽瓦克港、伊丽莎白港错综复杂的岔道间迷路，然后回到纽瓦克市区。不管有意无意，我原来并不想找那墓地，但在即将让他知道有一个肿瘤可能要他命的这个早晨，我无懈可击地从曼哈顿的宾馆，沿着可能是最近的路线，来到了我母亲的墓和旁边那片将来埋葬我父亲的墓地。

　　除非绝对必要，否则我原本不想让父亲多等片刻，可到了这儿，我没法像什么不寻常的事情都没发生似的继续赶路。我没想到会在这个早晨来到这里站在母亲的墓前，来了解什么新鲜事儿，也没想到要以回忆母亲的方式来安慰自己，给自己打气，或者为帮父亲熬过痛苦做好准备;我没料到，看到母亲墓旁留给父亲的墓地，我就被重重地击倒了。这次开岔车道的意外将我带到了这里，而我走出汽车、踏进墓地找到母亲的墓后所做的，就是向着它那驱使我来的力量鞠躬。母亲和其他逝者也是在一种强大的力量驱使下被带到这里，而这种力量究其根本，是一种更为不可思议的偶发事件——曾经活着。

　　午饭将尽，她挪开椅子，朝厨房的阶梯走去。这是他在这顿饭中第三次起身离开餐桌，我也站起来，扶他上楼。可他不让我扶。我估计他还是想去解决生理问题，也就没坚持搀扶，怕他感到尴尬。

　　喝咖啡的时候，我想起他还没来。别人都在聊天，我悄悄地离开餐桌，匆忙走进屋子，心想他肯定死了。

　　他没死，虽然他可能也希望自己还不如死了。

　　在上二楼的楼梯上我就闻到大便的臭味。洗手间的门敞开，门外过道的地板上扔着他的粗棉布长裤和内裤。我父亲，全身赤裸，站在门后面，刚刚冲好淋浴出来，浑身还淌着水。臭味很重。

　　看到我，他快要哭出来了。他用一种我所听到绝望的声音，把整个不用说就可以猜到的经过告诉我。“我大便失禁了。”他说。

　　到处是屎，防滑垫上粘着屎，抽水马桶边上有屎，马桶前的地上一坨屎，冲淋房的玻璃壁上溅着屎，他扔在过道的衣服上凝着屎。他正拿着擦身子的浴巾角上也粘着屎。在这间平时是我用的小洗手间里，他尽了最大的努力想独自解决自己的问题，可由于他几近失明，加上刚出院不久，在脱衣服和进冲淋房的过程中就把大便弄得到处都是。我看到，连水槽托架上我的牙刷毛上也有。

　　我说，“没关系，没关系，很快一切都会好的。”

　　我走进冲淋房，打开水龙头，手放在喷头下试水温，调到合适的温度，然后从他手里拿过浴巾，扶他进去再冲一把。

　　我说：“拿好肥皂往身上抹。”他乖乖地往全身抹肥皂，我则收拾其他的衣服、浴巾和防滑垫，包作一团拿到楼下厅里，从床单壁橱里拿出一只枕头套子，统统装进去，还给他找了一条新浴巾。然后我上楼搀着他走出冲淋房，站在地板干净的过道上，用浴巾帮他擦干身体。

　　我一边擦一边说：“你的努力很勇敢。但这情形恐怕没成功。”

　　他说：“我大便失禁了。”这次，他眼泪流了出来。

　　我带他进卧室。他坐在床边上，继续拿浴巾擦身子，我去拿了自己的一件厚绒浴袍，等他擦干以后给他穿上，然后拉开床罩，让他进去睡一会儿。

　　“别告诉孩子们。”他躺在床上，用那只看得清的眼睛往上看着我说。

　　“不会告诉任何人。”我说，“我就说你休息一会儿。”

　　“别告诉克莱儿。”

　　“别担心，没人会知道。这种事每个人都可能发生。忘了它吧，好好休息。”我说。

　　我放下百叶窗让房间暗下来，然后走出房间关上门。

　　洗手间看上去就像一些怀恨在心的暴徒洗劫一空后扔下名片扬长而去。由于父亲不想让人知道这一切，我真想马上把门关上钉起来，永远忘了这个洗手间的存在。“这就像写一本书，”我想——“不知道从哪儿开始写起。”但我还是蹑手蹑脚跨过地板，伸手打开窗子，这就是一个开始。然后我走下通往厨房的后楼梯，在避暑间里聊天的赛斯、露丝和克莱儿视线之外，从水槽下面的柜子里拿出一只水桶，一把刷子，一只崭新的盒子，两卷纸巾，上楼回到洗手间。

　　马桶前地上的那坨屎基本上是一整块，所以最容易对付。只要铲起来扔进马桶里冲掉。冲淋房门、窗沿、水槽、肥皂盒、灯具、毛巾杆都没问题，有的是纸巾、肥皂擦洗。但是，那些嵌在不平整的地板细缝里和老式宽栗木板之间的屎，就够我忙活的了。用板刷越刷越糟糕，最后我抓起我的牙刷，来回蘸着桶里的热肥皂水，一点一点，一面墙接一面墙地清洗每一条裂缝，直到地板达到我所能做到的干净程度。跪着干了十五分钟后，我就决定，那些钻得很深、我够不到的斑斑点点，就随它们去吧。虽然窗帘看起来蛮干净，我还是摘下来，塞进那只放污物的枕套，然后到克莱儿的洗手间拿了瓶古龙香水，回到这间擦洗过的房间里到处喷洒，手指像对待圣水一样挥洒香水。我还在一个角落里放了一个小电风扇，打开吹风，又回到克莱儿的洗手间，清洗自己的手臂、手掌和脸。头发上也沾了一点点屎，所以我又洗了头。

　　我踮着脚尖回到他安睡的卧室，他还有呼吸，还活着，还与我在一起——这个永远是我父亲的老人，又挺过了一个挫折。想到他在我上来以前勇敢而可怜地想自己清洗这个烂摊子的努力，想到他为此而羞愧、觉得自己丢脸，我就感到难过。现在，既然此事已经结束，他又睡得这么香，我想在他死以前，我就不能要求自己得到更多了——这，也是对的，理应如此。你清洗父亲的屎，因为你必须清洗，可清洗完之后，所有过去没有体会的感觉，现在都体会到了。这并不是我第一次明白这点： 当你抛开恶心，忘记作呕的感觉，把那些视若禁忌的恐惧感甩在脑后时，就会感到，生命中还有很多东西值得珍惜。

　　但是，我心里又对这个被软骨瘤挤压的沉睡中的大脑说，一次也许足够了;如果让我天天干这个，我最后就不会觉得这么激动了。

　　我提着那臭烘烘的枕套下楼，放进一只黑色的垃圾袋，扎好，再拎起袋子走到外面的汽车旁，倒进准备送到洗衣房的车尾行李箱里。至于为什么这是对的，并且理应如此，对我来说再清楚不过。既然这件事情做好了，那么，遗产也是如此。这并不是因为清洗象征着别的什么，而是因为它不是，它什么都不是，它只是活生生的现实。

　　我得到的遗产： 不是金钱，不是经文护符匣，不是剃须杯，而是屎。

　　(彭伦　译)

　　注释：

　　英国著名女演员，20世纪70年代开始与菲利普·罗斯相爱，直到1990年才结婚，但于1995年离婚。

　　位于新泽西北部的艾塞克斯郡。

　　【赏析】

　　《遗产》是罗斯在1991年出版的写实风格作品。与他以前关注广阔社会、宏大命题不同，在这部以第一人称叙事的小说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儿子与平凡父亲最后相处的温情画面。这本饱含父子亲情的书，带给我们很大的震撼，这是对人类最真挚无私的亲情默默的歌颂。它不仅打动了我们，而且也获得了1992年度“全美书评人大奖”。

　　在小说扉页上我们看到这样的一行字：“献给我们的家人，生者与逝者”。小说讲的是倔强的父亲在被诊断出患有脑瘤后，“我”陪他走过的最后岁月。父亲患有面瘫，而且有严重的白内障，听力也很差。最近又被查出患有脑瘤，为此父亲憔悴不堪。节选部分是两代人共同面对病情的情节。儿子知道父亲病情后，一直陪伴在他身边。孝顺的儿子四处奔波，不停地为父亲寻找好的医生、好的医院，他的生活变得以父亲为中心。“在他生病、将死的时候，我一直在写。不管在我书中还是在我生活中，至少在梦中，我都永远作为他的儿子而生，并且始终具有这种意识，正如他将作为父亲而永生，不仅是我的父亲，而且是那个无论我做什么，都会坐在那里下判决的父亲。什么事你都不准忘。”正如作者罗斯在文中所传达的，这部小说更像是写给父亲临终的礼物。我们被这种亲情所打动的同时，更加深了对于父亲这个伟大形象的尊敬。

　　在《遗产》中，父亲这一形象散发出独特的光彩。承担着父亲、丈夫、职员角色的老菲利普，固执知足，坚强勤劳。他担负家庭的重担，承载着社会责任，是老一代奋斗者的形象。他是由波兰移民而来，自小家境贫寒，12岁就得外出找工作贴补家用。父亲是勤劳的，在纽约的人寿保险公司工作，每天晚上挨家挨户到纽瓦克贫民区收保险费，深夜带着一身酸味儿回家;父亲又是知足的，满足于这份靠自己辛勤劳动换来的工作和公司给他的退休金，丝毫不在意儿子所感觉到的大都会公司歧视犹太人的潜规则;父亲是固执的，他会连招呼都不打，就把儿子少年时代积攒的邮票送人。这个倔犟老头让母亲几乎崩溃，“他过分的固执，或者说固执得过分，几乎让我母亲在她最后几年崩溃： 自他六十三岁退休以后，她那有滋有味的家庭妇女的独立生活，就全让他烦人的颐指气使给毁了。”而到了晚年，两人竟然离婚。然而父亲是富有爱心的人，他对子女的关心，对朋友的热情让人印象深刻。父亲也是一个乐观的人，即使知道自己身患重病，仍然快乐地生活，他还组织老年乐队，认真排练演出。文中，罗斯用一个梦境总结父亲的一生：“……整个家族历史被压缩成梦境中的一个个无声电影胶片： 他人生的每一个主题都被压缩其中，每一件对我和他都有重要意义的事情，从他父母坐着低等舱漂越大西洋移民开始，到他为了生存、为了抵抗重重阻力走向成功而苦苦挣扎抗争——在穷困的童年时代他被剥夺了上正规学校念书的权利，作为犹太人他又在那家歧视犹太人的保险业大公司工作——一直到他因为脑瘤而发生变化，走向衰弱。”在成为病人之后，父亲变得有些无助。但是成年的儿子用尽全力拯救着父亲，为父亲联系治病，帮他寻找住处，一直陪伴在父亲身边。

　　在与父亲病重期间的朝夕相处中，作者通过回忆和思考，加深了对父亲的了解，更体会到父亲的爱，体谅着父亲的固执。我们在文中看到了儿子与重病的父亲进行着心灵交流，一切那么自然，那么让人感动。我们深切地感受到父子之间的深情，更理解了父亲对于子女的养育之情，和父亲性格上的闪光点，这都是无价的遗产。选文中儿子给父亲处理大便失禁这一段，让人感触颇深。“我掂着脚尖回到他安睡的卧室，他还有呼吸，还活着，还与我在一起——这个永远是我父亲的老人，又挺过了一个挫折。想到他在我上来以前勇敢而可怜地想自己清洗这个烂摊子的努力，想到他为此而羞愧、觉得自己丢脸，我就感到难过。现在，既然此事已经结束，他又睡得这么香，我想在他死以前，我就不能要求自己得到更多了。……你清洗父亲的屎，因为你必须清洗，可清洗完之后，所有过去没有体会的感觉，现在都体会到了。这并不是我第一次明白这点： 当你抛开恶心，忘记作呕的感觉，把那些视若禁忌的恐惧甩在脑后时，就会感到，生命中还有很多东西值得珍惜。”作者最终体会到“我得到遗产： 不是金钱，不是经文护符匣，不是剃须杯，而是屎”。看到这里我们才体会到父亲这些遗产的价值和意义，这是对父亲精神的继承，对生命的珍惜，是对父亲义无返顾的爱。也许当父亲即将离去，当看到一个坚强伟大的父亲形象轰然坍塌在作者面前时，作者才真切感受到自己对于父亲的不舍。当父亲大小便失禁，儿子费力替父亲收拾脏乱的洗漱间，才体会到父亲以前养育子女的艰辛。儿子愿意暂时抛弃一切，心甘情愿、无微不至地照顾父亲生活起居。一切在父亲生病时发生了变化，一切又在父亲的无助中得到了升华。因为爱，一切变得顺理成章。“既然这件事做好了，那么，遗产也是如此。这并不是因为清洗象征着别的什么，而是因为它不是，它什么都不是，它只是活生生的现实。”我照顾手术后父亲的生活，最后给他送终，完成为人之子的责任，更加深刻体悟到生活的朴实和深刻，在看似平凡的生活现实下蕴藏着多么大的爱和情谊。同时，深刻体会到了父亲的遗产，也会永远珍惜这父亲用尽一生心血所凝聚的遗产。

　　这部小说在艺术上最大的特点便是大量运用心理独白和对日常细节的描写。在文中作者不断描述这个普通犹太人家庭生活的记忆碎片，时而幽默，时而忧郁，时而深沉。作家罗斯以他那充满幽默才情的笔调，细致入微的观察感受能力，将一个充满痛苦与挣扎、却又充满父子亲情的过程呈现出来，并且让人在一个普通的故事中感受到普通人不寻常的生命力。在平凡的生活琐事和细节描写中，罗斯以一种极为坦率的态度，直面生老病死。他运用大量的内心独白，动情地写出生的缠绵、病的痛苦、老的无奈和死的必然，让读者不禁潸然泪下。在表达对父亲的爱时作者运用了很多心理描写。尤其是在“我”照顾瘫痪的父亲的一段中，作者运用细节刻画，把对父亲的爱和看到父亲无能为力的心痛表现得淋漓尽致。在平静琐碎的生活中，我们为生活中纯净的爱而感动，为生命的枯萎与延续而感慨。就像是作者感叹的，“这只是活生生的现实”，这也就是小说副标题“一个真实的故事”所要带给读者的信息。这真实的生活细节，琐碎的生活场景，都为我们展现了那浓浓的父子之情，带给我们直达心灵的震撼。

　　(李　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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