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提要】

　　我出生于拿破仑入侵俄国的战争年代，接受了贵族式的家庭教育。沙皇的暴政引起了我的精神觉醒，发誓与之抗争。在莫斯科大学读书期间，我加入了政治小组，宣传空想社会主义和共和政体思想。1834年大学毕业后，由于政治小组事发，我和几位朋友被捕并被投入监狱。九个月监禁后，我被判流放维亚特卡;1840年，又因为批评社会问题的言论再度被流放。在此期间，我目睹了外省官场的腐败和广大劳动者的苦难生活，不断探索革命理论和俄国的出路问题。1847年我借故离开俄国，开始了西欧的流亡生涯。目睹了1848年的欧洲革命，经历了相继失去亲人的家庭悲剧，我一度陷入失望之中。50年代以来，我在伦敦结交了各国的流亡者，并成立了印刷所，印制报刊和传单，继续进行革命宣传活动。

　　【作品选录】

　　麻雀山麓本是卡尔·伊万诺维奇溺水的地点，不久它便成了我们的“圣山”。

　　一天饭后，我父亲打算出城。奥加辽夫正在我家，他便邀他与佐年贝格同行。这次旅行真是活受罪。我家的四座新式马车虽然是“约希姆制造”的，但服务了15年，尽管是平静的15年，早已老态龙钟，何况车身照旧比攻城臼炮更重，驶到城门要花一个多小时。四匹马大小不同，毛色也参差不齐，但都在闲适的生活中变懒、发胖了，走不上一刻钟便会汗流浃背，而这是不准许的，因此车夫阿夫杰伊只得让它们慢慢行走。车窗照例是拉上的，不管天气如何闷热。除了这一切，还有我父亲那种从容不迫、威严可怕的监视，以及卡尔·伊万诺维奇那种大惊小怪、不胜其烦的监视;然而我们还是乐于忍受这一切，只要能待在一起。

　　到了卢日尼基，就在从前哥萨克从水中救过卡尔·伊万诺维奇的地方，我们乘船渡过了莫斯科河。我父亲像平常一样，走路时愁眉苦脸，弯腰曲背的，卡尔·伊万诺维奇则蹀躞着跟随在后，给他讲些小道消息和无稽之谈。我们离开他们，走到了前面，等离他们相当远之后，便一溜烟跑上麻雀山，到了维特贝格的神庙奠基的地点。

　　我们气喘吁吁，满脸通红，站在那里擦汗。太阳快落山了，圆屋顶闪闪发光，城市铺展在山脚下一望无际的平原上，清新的微风迎面吹拂。我们站了一会儿，又站了一会儿，身子靠着身子，突然，我们互相拥抱在一起，面对着整个莫斯科，发出了誓言： 我们要为我们所选择的斗争献出我们的一生。

　　这个场面可能显得太不自然，太富于戏剧性，然而即使相隔二十六年之久，我一想起它，依然感动得热泪盈眶。它是神圣的，也是真诚的，我们的整个一生都可证实这一点。但是看来，从这地点发出的一切誓言，都敌不过同一命运。当亚历山大为神庙放下第一块石头的时候，他也是真诚的，正如新俄罗斯一个城市奠基的时候，约瑟夫二世说的话一样，然而他说错了，那块石头成了最后一块。

　　我们还不理解，我们要与之战斗的是怎样一个庞然大物，但是我们决心战斗。这怪物使我们历尽艰辛，但是不能摧毁我们，我们也不会向它屈膝投降，不论它的打击多么沉重。它使我们蒙受的创伤是光荣的，正如雅各的瘸腿是他与上帝夜战的证据。

　　从这天起，麻雀山成了我们朝圣的地点，我们一年要去一两次，而且始终是单独去的。五年后，奥加辽夫曾在那里胆怯而羞涩地问我，我是否相信他有写诗的天才。到了1833年，他从乡下写信给我：“我离开了，我感到忧郁，从来没有过的忧郁。总是想起麻雀山。好久以来，我一直把欣喜隐藏在心底。羞涩或者别的什么我自己还不明白的原因，妨碍我把它说出口。但是在麻雀山上，这种欣喜不致被孤独所窒息，因为你和我在一起。这些时刻是不能忘怀的，它们像幸福的往事一样深印在脑海中，一路上追随着我，虽然在周围我看到的只是森林;一切那么碧绿、碧绿的，我的心中却这么阴暗，这么阴暗。”

　　最后他写道：“那么你就写吧，写我们的一生，也就是我的一生和你的一生，是怎样从这地点(麻雀山)发展起来的。”

　　彼得大帝的改革最不幸后果之一，就是官僚阶层的形成。这个阶层弄虚作假，不学无术，贪得无厌，除了当官做老爷什么也不会干，除了公文格式什么也不懂。这是一批世俗的僧侣，法庭和衙门中的神父，他们贪婪、卑鄙，张开了千百张大嘴吮吸人民的血。

　　果戈理揭开了一角帷幕，让我们看到了俄国官僚的丑恶面目;但是果戈理不得不对一切付之一笑，他的伟大喜剧天才压倒了他的愤懑。何况俄国书报审查制度的枷锁束缚了他的手脚，他几乎很难接触到这个肮脏地窖的悲惨底层，然而俄国的贫苦百姓正是在这里度着水深火热的生活。

　　在乌烟瘴气的办公厅，我们匆匆穿过的办公厅里，磨破了衣袖的官吏们不断伏案书写——在灰色纸上拟稿，在印花纸上誊正，要把个人、家庭、整个村子送进痛苦、恐怖和毁灭的深渊。于是父亲被长期流放，母亲关进了监牢，儿子给送去当兵——这一切灾难都像晴天霹雳，突然降临，可是大部分人是无辜的。原因何在呢?在于钱。快把分摊的款子收齐交清……否则就要对尸体进行侦查啦——其实死者只是喝醉了酒在冰雪中冻毙的。这样，村长收钱，乡长收钱，农夫拿出了最后一文钱。警察所长要生活，县长也要生活，而且要养活老婆;省长更要生活，而且还要栽培子女——省长是模范父亲呢……

　　官僚制度统治着俄罗斯东北各省和西伯利亚，它在那里通行无阻，毫无顾忌……天高皇帝远，大家参与分赃，掠夺成了共同的事业。皇帝的权力像霰弹，打不进这冰雪覆盖的污泥坑，这遍布沼泽的沟壑。政府的一切措施都无济于事，一切要求都遭到歪曲;它被欺骗、被愚弄、被蒙蔽、被出卖，而这一切又都是在忠心耿耿、奉公守法的外表下进行的。

　　斯佩兰斯基曾试图改善西伯利亚人民的命运。他在各地实施委员制原则，仿佛问题在于哪种盗窃好——是个人盗窃还是集体盗窃。他撤换了几百名老骗子，又起用了几百名新骗子。起先他把地方官弄得惶惶不安，以致官员纷纷向农民行贿，怕他们检举揭发。但过了两三年，官员们发现，对他们的升官发财，新制度不比旧制度坏。

　　还有一个怪物韦利亚米诺夫将军，他在托博尔斯克雷厉风行，干了两年，想消灭贪污舞弊，但看到毫无成效，只得草草收场，从此什么也不管。

　　另一些人比他明白事理，根本不想尝试，他们发了财，也让别人发了财。

　　一个白发苍苍的农民，为了一件显然不公平的事去告状，莫斯科省长谢尼亚温对他说：“我要根除贿赂。”老头儿听后不觉笑了。

　　“你笑什么?”谢尼亚温问他。

　　“老爷，请原谅，”农民回答，“我只是想起了我们一个小伙子，他夸口说，他能举起大炮，他还真的试了试，可惜没有把大炮举起!”

　　这个故事是谢尼亚温亲口讲的，他属于俄国官员中那种不切实际的人，他们以为讲几句正义之类耸人听闻的空话，严厉惩办几个落网的骗子，就可以消灭在俄国监察制度树荫下自由繁殖的贪赃枉法的毒菌。

　　要消灭它只有两个办法： 把一切公之于众;彻底改组整个机构，重新实行仲裁法庭、口头诉讼、地方官员民选制度等等彼得堡政府所敌视的一切具有人民因素的措施。

　　西西伯利亚总督佩斯捷利，被尼古拉处决的著名的佩斯捷利之父，是真正的古罗马地方总督，而且是最野蛮的一个。他一贯在全边区实行公开的掠夺，他的暗探封锁了它与俄罗斯的联系。没有一封出省的信不受到检查，任何人敢于对他的统治提出申诉，都要倒霉。他把一等行会的商人关了一年，锁上镣铐，亲自审问。有的官员被他派往东西伯利亚边境，两三年不得回来。

　　人民长期忍耐着，最后，一个托博尔斯克小市民决定上告，向皇帝呈报真相。他不敢走一般人走的路，先绕到恰克图，又从那儿随着茶叶商队穿越西伯利亚边境。他找到一个机会，在沙皇村向亚历山大呈上了状子，恳求他看一下。状子上那些可怕的事件使亚历山大愣住了，他感到吃惊，把小市民叫来，与他谈了好久，深信他的告发件件属实，伤心地、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

　　“现在回家吧，老弟，这案件会查清楚的。”

　　“陛下，”小市民回答，“我现在不能回家。请陛下最好把我关在牢里。陛下与我的谈话不可能保持秘密，我会给杀死的。”

　　亚历山大震动了，转身对当时任彼得堡总督的米洛拉多维奇说：

　　“你给我负责他的安全。”

　　“那么，请准许我把他带回家中，”米洛拉多维奇提出。

　　小市民真的在那儿待到了案件结束。

　　有一次在星期六，新年前夕，大部分客人已经离开，主人忽发奇想，要煮热糖酒款待亲密朋友。别林斯基本来一定也走了，但家具拦住了他的出路，他不知怎么被挤进了一个角落，前面有一张小桌子，桌上放着酒和杯子。茹科夫斯基穿了绣金边的白官服裤，端坐在他斜对面。别林斯基耐心坐了好久，但看到自己的命运毫无好转的希望，便开始慢慢挪动桌子。桌子起先还听话，后来忽然一晃，砰的一声倒在地上，把一瓶波尔多酒泼了茹科夫斯基一身。他跳了起来，红葡萄酒便顺着裤子往下流。大家慌了手脚，一个仆役拼命用餐巾给他擦裤子，把没沾酒的地方也弄脏了，另一个仆役拾掇打碎的酒杯……别林斯基趁骚乱当口一溜烟走了;他窘得要死，是步行奔回家中的。

　　可爱的别林斯基!这类事件总是使他怨恨不已，几天不能平静，一想起来不是觉得好笑，只是觉得可怕，在屋里踱来踱去直摇头。

　　但是这个腼腆的人，这个虚弱的身体，却具有一种强大的、斗士般的性格;是的，这是一个坚强的战士!他不善于说教，劝导，他需要论争。没有对手，没有忿恨，他就语不惊人，但是一旦他觉得自己受了伤害，一旦他心爱的信念遭到触犯，他的脸部肌肉开始颤动，声音喷薄而出，情形就不同了;他像一头小老虎，扑到对方身上，撕裂他的肢体，剥开他的表皮，把他弄得狼狈不堪，丑态百出，同时以非凡的力量，非凡的诗意，阐明了自己的观点。论争结束之时，这位病人往往咯血不止，脸色苍白，气喘吁吁，眼睛注视着与他谈话的人，用哆嗦的手拿起手帕，按在嘴边，缄默不语，为自己的体弱多病而深感苦恼和沮丧。每逢这种时候，我是多么爱他和可怜他啊!

　　他在经济上受到文学包工头的剥削，在精神上受到书报审查制度的摧残，在彼得堡他的周围很少志同道合的人，波罗的海气候对折磨他的疾病又有致命的危害，处在这样的环境中，他变得愈来愈愤愤不平，容易动怒。他回避生人，怕羞到闭门不出，有时几个星期闷闷不乐，无所事事。于是编辑部一再写条子来催稿，这位被奴役的文学家只得咬紧牙关，拿起了笔，写出了那些愤激之情溢于言表的尖刻文章，那些使读者心惊胆战的起诉书。

　　筋疲力尽的他，常常跑到我家中休息，接连几个小时躺在地板上，逗我两岁的儿子玩儿。只有我们三个人的时候，一切都太平无事，但一旦传来门铃声，惊悸的神色马上会从他脸上掠过，他不安地四面张望，寻找帽子;后来由于斯拉夫人的弱点，又留下了。这时只要一句话，一个意见不合他的心意，便会引起一场别开生面的争吵和辩论……

　　一天他在一个文学家那儿用膳，这时正是耶稣受难周的斋期，吃的是素餐。

　　“您几时变得这么虔诚的?”他问。

　　“我们吃斋也是不得已，”文学家回答，“总得为人表率啊。”

　　“为人表率?”别林斯基问，气得脸色发白。“是做给那些仆人看吧?”他又说一遍，离开了座位。“您的仆人在哪里?我要告诉他们，他们受骗了。这种对弱者、对无知者的愚弄，这种助长愚昧的假仁假义，比任何公开的罪恶更坏，更不人道。您以为您是自由人吗?您与一切帝王、神父和剥削者不过是一丘之貉。再见，我不能为了愚弄人民吃斋，我不想为人表率!”

　　她在我们身边过了一年。我们在诺夫哥罗德的最后阶段心情很不平静，我对流放深恶痛绝，每天愤愤不平地等待着回莫斯科的许可。正在这时，我发现我的使女生得非常漂亮……她也猜到了我的心思!……一切本可到此为止，机会却使我们欲罢不能。这种机会是随时都存在的，特别是当我们不想避免的时候。

　　我们到了莫斯科。宴会接连不断……一天我深夜回家，不得不穿过后面一些屋子。卡捷琳娜给我开门。显然她刚离开床铺，两颊红通通的还没苏醒，肩上披一条大围巾，粗粗的辫子没有扎紧，随时可能像浊浪似的掉下……这时天已黎明，她瞟了我一眼，笑笑说：

　　“您多迟啊。”

　　我望着她，陶醉于她的美貌之中，本能地、半意识地把手伸到了她的肩上，围巾掉下了……她啊了一声……她的胸脯裸露了。

　　“您做什么啊?”她嗫嚅着，激动地瞅一下我的眼睛，扭转了头，仿佛为了让我不致面对见证人……我的手触到了睡得热烘烘的肉体……当一个人忘记一切，沉浸和陶醉在自然中的时候，那是多么美好啊……

　　在这时刻，我爱这个女人;这狂欢中似乎包含着某种不道德因素……使谁受了委屈，受了侮辱……使谁呢?使我在世上最亲密、最宝贵的那个人。我的迷恋不过是一闪而过的欲念，它不足以左右我——它没有根基(双方都如此，她甚至不一定真的钟情)，一切本将消失得无影无踪，只留下一丝微笑，一点狂热的回忆，也许还有两三次的脸红……但事实不然，介入了其他因素;我的轻率种下了恶果……我无法控制事态的发展……

　　我觉得，纳塔利娅似乎已有所风闻，产生了怀疑，我决定向她供认一切。这样的忏悔是困难的，但我觉得，这是必要的净化和赎罪，为了重建纯洁坦率的关系，我必须打破沉默，不让它造成危害和威胁。我认为，真诚本身可以减轻打击，谁知它引起的却是强烈而深刻的震动;她非常悲痛，似乎我已经堕落，并将把她也带进万劫不复的深渊。为什么我不考虑后果，不在行动之前悬崖勒马，却要到事后才想起，它在一个与我有着千丝万缕、密不可分的关系的人身上，必然引起的反应?一个妇女，哪怕受过最完备的教育，早已摆脱基督教的羁绊的，对于失节仍抱着不作任何区分，不接受任何辩解的禁欲主义观点，这我难道不知道吗?

　　责备妇女固执己见，未必是公平的。有谁曾严肃而正直地致力于破除她们的偏见呢?破除它们的是经验，因此被摧毁的不是偏见，而是生活。人们回避我们所关心的问题，正如老婆子和儿童回避坟墓或那种地点……

　　她跨过了界线，但这是在接触到棺木之后!她什么都明白了，然而打击来得猝然而沉重;对我的信念动摇了，偶像坍毁了，幻觉的痛苦变成了现实。难道这事不是证明我内心空虚吗?如若不然，为什么一遇诱惑便无法抵御?而且这是什么诱惑?发生在何处?就在离她几步远的地方。而情敌又是谁?她是牺牲在谁的手中?在这样一个女人手中，这个女人是可以倒进任何一个男人的怀抱的……

　　我觉得这一切并非如此，觉得她从来没有被牺牲，“情敌”这话不合适，如果这个女人不是轻佻的女人，那么什么也不致发生，但从另一方面看，我明白，她的想法是自然的。

　　激烈的斗争在她心中进行，对这一点，不论以前和以后，我都感到惊讶。她没说过一句让卡捷琳娜伤心的话，使她可能猜到纳塔利娅已知道一切——承受责备的是我。她离开我们的家时心平气和，毫无芥蒂。纳塔利娅对她那么亲切，让她获得了自由，以致这个平凡的女人(她仍是人民的纯真的儿女)抽抽搭搭，跪在她面前，亲自坦白了一切，并请求饶恕。

　　纳塔利娅病了。我在她旁边，成了我所造成的灾难的见证人;不仅是见证人，而且是自我控诉人，甚至准备成为行刑人。我的想象翻腾起伏——我的堕落越来越显得严重了。我觉得自己卑鄙可耻，几乎到了自暴自弃的程度。在那时的笔记本上，我留下了一系列精神失常的痕迹： 从悔罪和自我谴责到怨恨和烦躁，从忍耐和流泪到愤怒……

　　1843年3月14日我写道：“我有罪，我罪孽深重，我受到的惩罚是罪有应得……但是当一个人深刻意识到自己的过错，充满悔恨，决心与旧我决裂的时候，他是希望受到鞭挞和惩罚的，任何判决他都乐于接受，他会温顺地垂下头忍受一切，但愿拷打和灾难会减轻他的痛苦，刑罚会勾销和抵偿过去的错误。然而惩罚的力量只能到此为止，如果它继续不断，如果它重提旧事，那么他就会恼羞成怒，开始为自己辩解……确实，他已作了真诚的忏悔，此外还要他说什么呢?他还得靠什么来赎取前愆呢?做人的道理应该是： 在为罪人的堕落与他同声痛哭之后，向他指出，他还有改过自新的途径。一个人犯了罪，如果让他相信，他已无可救药，那么他只能自杀，或者更加沉沦下去，以求忘记一切，此外没有其他出路。”

　　4月13日：“爱情!……它的力量在哪儿?我爱她，可是侮辱了她。她更爱我，可是不能宽恕我的侮辱。既然这样，人与人之间还剩下什么?这只能是一种直线的发展，对它说来无所谓过去，过去始终活在它中间，永不消逝……它没有曲折，只会断裂，只会随着另一个人的堕落而幻灭，不可能恢复原状。”

　　1843年5月30日：“清晨的红霞消失了，当暴风雨逐渐过去，乌云逐渐散开的时候，我们的理智增加了，可是幸福感减少了。”

　　纳塔莉娅愈来愈沉浸在忧郁中——她对我的信心动摇了，偶像倒塌了。

　　在九年的沉默和孤独之后，巴枯宁从他们那儿找到了安身之所。他整日整夜、昼夜不停地争论，宣传，命令，叫喊，决定，指导，组织和鼓动。在没有这些活动的短暂的间歇时刻，他便在写字台上抹去灰尘，腾出一小块地方，伏案写信，写了五封，十封，十五封，寄往塞米巴拉金斯克和阿拉德，寄往贝尔格莱德和君士坦丁堡，寄往比萨拉比亚、摩尔达维亚和别洛克里尼茨。信写到一半，他会突然扔下笔，对一个落后的达尔马提亚人教训几句……然后，还没把话讲完，又拿起了笔，继续写信，不过这使他感到轻松，因为他写的和讲的都是同样的内容。他的活动能力，他的散漫作风，他的胃口，以及其他一切，如他的高大身材，一刻不停的汗水，都超过了一般人，正如他本人像个巨人，脑袋像狮子的头，披着一头直立的鬣毛一样。

　　他到了五十岁还完全像刚从马罗塞伊卡来的流浪的大学生，布尔戈尼街上无家可归的波希米亚人。他从不关心明天，从不把钱放在心上，有了钱便随手乱花，没有钱便不论遇到谁就开口借钱，而且满不在乎，像孩子向父母伸手索取，从不考虑还钱，也同样满不在乎地准备把自己的最后一文掏给别人，只要留下足够买雪茄和茶叶的钱便成。他从不为这种生活方式烦恼……他生来就是一个伟大的流浪汉，一辈子无家可归的人。如果有人终于问他，他怎么看待私有财产权，他一定会像拉朗德就上帝问题回答拿破仑一样答道：“先生，在我的工作中，我永远不需要这种权利!”

　　他的身上有一种孩子似的单纯气质，他对人从无恶意，这赋予了他一种不同寻常的魅力，吸引了强者和弱者，只有冥顽不灵的小市民才会对他无动于衷。

　　(项星耀译)

　　【赏析】

　　已经40岁的赫尔岑经历了家庭中接二连三的悲剧，流亡到了伦敦，此时他满目苍凉，心情沉重，在孤寂中开始回忆自己的一生，不由想起挚友奥加辽夫的话：“那么你就写吧，写我们的一生，也就是我的一生和你的一生，是怎样从这地点(麻雀山)发展起来的。”此后的十几年间他没有中断写作，结果就有了这部巨著： 《往事与随想》。这部和着血泪的回忆录，忠实地记载了他的一生： 贵族生活、斗争、放逐、流亡……这些独特的经历赋予赫尔岑以开阔的视野和深刻的思想。同时，他以历史见证人的身份，记录了19世纪俄罗斯和西欧风云际会、波澜壮阔的时代景观： 十二月党人起义、俄国的暴政和腐朽、1848年的欧洲革命、俄国思想者的斗争、聚集在英国的各国流亡者的活动。怀着对真理的不倦探索和对社会的深刻体察，他用犀利而富含深情的笔触描绘了这半个多世纪的历史画卷，也留下了形形色色的人物肖像，构成了一部俄国乃至欧洲生活的“百科全书”。

　　这部自传最大的魅力，就在于它“思想的威力”。确实，深刻的洞察、大胆的披露和激越的情感体现了赫尔岑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批判精神，这就决定了这部自传不是单纯个人悲欢的回忆，而是对广阔社会生活的记录与反思。沙皇对十二月党人的残酷镇压，令早已在精神中埋下反抗专制种子的少年赫尔岑感到极大的羞愧和愤怒。1827年，只有十几岁的他就和朋友奥加辽夫一起，爬上莫斯科郊外的麻雀山并肩起誓： 要把自己的一生献给推翻专制暴政的斗争。那时，“我们还不理解，我们要与之战斗的是怎样一个庞然大物，但是我们决心战斗。这怪物使我们历尽艰辛，但是不能摧毁我们，我们也不会向它屈膝投降。”少年时代的心志激励着他的一生，虽不断失败却始终激情澎湃、斗志昂扬。怀着这种信念，他对沙皇专制制度及其犯下的种种残暴罪行进行了无情的批判与揭露，对政府中官员的昏聩无能和暴虐凶残的品质也进行了辛辣的嘲讽与鞭笞。面对强权和暴政，赫尔岑保持着强烈的反抗精神，始终执著、顽强地坚守自己的批判立场，监禁、流放和流亡不能消减他的斗志。对欧洲革命的动荡、时局的发展、各国革命流亡者的处境与心态，他也都有清醒的把握，并进行了尖锐的分析。在对这些往事的追忆中，赫尔岑不时由具体事件生发、引申出自己的感想，在针对往事发表的议论中显现出犀利的思想锋芒，体现了一个自由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家里的一个农奴曾拍着小赫尔岑的肩膀说：“你是枯树上的一根健康树枝。”这无疑是他一生独立、反抗精神的写照。

　　这部自传打动人心的另一力量之源是它那令人震撼的真实。除了揭露社会和时代的真实处境之外，他还致力于刻画人物性格和心灵的真实。他超越了个人主义的狭隘视野，对人性的优点，尤其是缺点予以真实地呈现和暴露，在他的笔下可以充分看出人性的丰富性与戏剧性。无论描写敌人还是朋友，他都从不隐讳。他不光揭露敌手的阴暗之处，还把自己的亲人、朋友，当然还有自己放在解剖刀下，从“心理病理学”的角度挖掘他们内心深处的隐秘地带。他对父亲的孤僻、乖戾性格毫不避讳，对伯父的残暴予以尖利的批判;对各国流亡者的自私、思想的混乱、内部的斗争也进行了尖锐的批驳。而对于自己，他更加严厉。他以巨大的勇气和无比的真诚，暴露了自己生活和思想上的弱点与罪过，他坦陈了因与使女的偷情而导致的对妻子的背叛与伤害，以及随之而来的自责与深刻忏悔;在妻子与黑尔韦格的感情问题上，他也对自己的无情和复仇心理进行了剖白;在社会问题上，他对自己思想中的矛盾性和妥协性也不断进行反省。虽然暴露的同时带有辩解的意图，但是这种毫无保留地袒露自己思想和情感的极为素朴的真挚，使得作品具有忏悔录式的品格，产生了直击人心、感动灵魂的魔力。

　　这种直率和深刻也使他在刻画人物方面显示出了出色的才华。丰富的经历使他接触了众多的人物，包括各个阶层： 贵族、革命者、思想家、知识分子等。赫尔岑用生动的细节和精到的语言描绘了这些人物的形象，他有一种能洞察人物灵魂的本领，能够准确地把握他们的精神实质，并用简洁的文辞展现出来。因此这部自传也可以看作是一部传记集，其中一系列传主都性格鲜明、栩栩如生，如别林斯基外在的羞涩与内在的能量，雨果的矛盾性格，沃尔采尔的牺牲精神，巴枯宁工作的狂热与激情、不拘小节的豪放、单纯的气质等等，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赫尔岑以他生动的文字，精细的刻画，为我们保存了那个动荡时代的精神肖像，也使他的记录具有了历史价值。

　　屠格涅夫曾经称赞赫尔岑是个“天才的文体家”。这部自传作为对往事的追忆与随想，内容庞杂，写作历时十几载，虽然总体上是按时间顺序来写的，但又并非按部就班来追忆往事，而是尽力追求思想的内在理络，将事件的触发与情感、思想的逻辑结合起来，使之相互映发，水乳交融，浑然一体。在形式上，各种文体交汇在一起，既有政论的犀利、辛辣和幽默，又有小说的巧妙和流畅;既有戏剧的张力和对话，又有散文的平实与真挚，这种语言真是“有血有肉的东西”(屠格涅夫语)，读起来令人兴味盎然。高尔基也称赞赫尔岑的语言“特别优美和光辉”，直逼人的灵魂深处。这部自传熔铸的几乎是赫尔岑全部的生命体验，宏阔的叙事承载着深邃的思想，成就了它的独特魅力与价值。

　　(梁庆标　刘新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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