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提要】

　　知识分子伊凡·德米特利奇·格罗莫夫受尽生活的煎熬，对黑暗残酷的现实有着清醒的认识。一次他因为看到一队被押解而过的犯人而深受刺激，一下子明白过来： 自己原来就生活在沙皇俄国这个大监狱里，而且永远无可逃遁。于是他再也不能安然地生活下去了，他每时每刻都感到被压抑得透不过气来，于是被关进了治疗“疯子”的第六病室。医生安德烈·叶菲梅奇·拉京刚来医院时，想在周围建立一种合理健全的生活秩序。但是他深深感到在黑暗的现实里自己是多么软弱无力。于是他干脆采取了逃避生活的途径，躲在家里喝酒，看书，并形成了一种对现实妥协的自欺欺人的哲学。然而残酷的现实，使拉京内心越来越苦闷和矛盾。在和格罗莫夫的争论中他不由自主地被对方的激烈言辞和愤怒的抗议所吸引，渐渐觉悟和清醒过来。但是他很快也被当作疯子关了起来，最终被迫害至死。格罗莫夫和其他人仍然被禁锢着，受着折磨，专制仍在延续。

　　【作品选录】

　　九

　　春季三月底的一天傍晚，那是地上已经没有积雪，椋鸟在医院的园子里歌唱的时候，医师送他的朋友邮政局长到大门口。正巧这当儿，犹太人莫依塞依卡带着战利品回来，走进院子。他没戴帽子，光脚穿着浅腰套鞋，手里拿着一小包施舍品。

　　“给我一个小钱!”他对医师说，冷得发抖，微微地笑。

　　安德烈·叶菲梅奇素来不肯回绝任何人，就给了他一枚十戈比硬币。

　　“这多么不好啊，”他暗想，瞧着莫依塞依卡的光脚以及又红又瘦的足踝，“瞧，脚都湿了。”

　　这在他的心里激起一种又像是怜悯又像是嫌恶的感情，他就跟在犹太人后面往小屋走去，时而看一下他的秃顶，时而看一下他的足踝。医师一走进去，尼基达就立即从那堆破烂东西上跳起来，挺直身子。

　　“你好，尼基达，”安德烈·叶菲梅奇声音柔和地说，“发给这个犹太人一双皮靴才好，要不然他会感冒的。”

　　“是，老爷。我去报告总务处长。”

　　“劳驾。你用我的名义请求他好了。你就说这是我提出的请求。”

　　从前堂通到病室去的门敞开着。伊凡·德米特利奇在床上躺着，用胳膊肘把身子支起来，不安地听着生疏的说话声，忽然认出了医师。他气得周身发抖，跳下床，脸色通红而凶恶，眼睛瞪得很大，跑到病室的中央。

　　“大夫来了!”他叫道，哈哈大笑。“总算来了!诸位先生，我给你们道喜，大夫大驾光临了!该死的坏蛋!”他尖声叫道，跺一下脚，气得发狂，以前病室里谁也没见到他这样暴怒过。“打死这个坏蛋!不，打死都不解恨!把他淹死在粪坑里才好!”

　　安德烈·叶菲梅奇听见这话，就从前堂探头往病室里看一眼，声音柔和地问道：

　　“这是为什么?”

　　“为什么?”伊凡·德米特利奇叫道，带着威胁的神情走到他跟前，急忙把身上的长袍裹一裹紧。“为什么?你是贼!”他憎恶地说，努出嘴唇，仿佛要啐唾沫似的。“骗子!刽子手!”

　　“请您安静一下，”安德烈·叶菲梅奇说，负疚地微笑着，“我向您保证，我从没偷过什么东西，至于别的话，您可能说得过火了。我看得出来您在生我的气。您安静一下，我请求您。如果可能的话，请您冷静地说一下： 您为什么生气?”

　　“那您为什么把我关在这儿?”

　　“因为您有病。”

　　“对，有病。可是要知道，有成百上千的疯子在自由地走来走去，因为您糊涂得分不清疯子和健康的人。可是为什么我，还有，喏，这些不幸的人，必须像替罪羊似的替大家关在这儿?您、医士、总务处长和所有你们这些医院里的混蛋，在道德方面不知比我们之中每个人要卑下多少，可是为什么关在这儿的是我们而不是你们?这是什么道理?”

　　“这跟道德方面和道理全不相干。一切都要看机会。谁要是关在这儿，谁就只好待在这儿，谁要是没关在这儿，谁就到处溜达，就是这么回事。讲到我为什么是医师，而您是精神病人，这既与道德无关，也讲不出道理来，纯粹是由于简单的偶然性而已。”

　　“这种废话我不懂……”伊凡·德米特利奇声音沉闷地说，在他的床上坐下。

　　尼基达当着医师的面不便搜查莫依塞依卡，于是那个犹太人便把一块块面包、纸片、小骨头摊在他自己的床上。他仍然冷得发抖，嘴里用唱歌般的音调很快地说着犹太话。大概他以为他在开铺子了。

　　“放我出去。”伊凡·德米特利奇说，他的嗓音发颤。

　　“我办不到。”

　　“可是为什么?为什么呢?”

　　“因为这不是我能决定的。您来判断一下吧，如果我把您放了，这于您有什么好处呢?您出去吧。城里人或者警察会把您抓住，送回来的。”

　　“对了，对了，这倒是实话……”伊凡·德米特利奇说，擦着他的额头，“这真可怕!可是我该怎么办呢?怎么办呢?”

　　安德烈·叶菲梅奇喜欢伊凡·德米特利奇的说话声和年轻聪明的面容，以及他那种愁苦的脸相。他想对这个青年人亲热点，安慰他一下。他就在床上挨着他坐下，沉吟一下，说：

　　“您问该怎么办。处在您的地位最好是从这儿逃走。然而可惜，这没用处。人家会抓住您。社会在防范罪犯、精神病人以及一般不稳当的人方面是不会善罢甘休的。您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心平气和地认定您非住在这里不可。”

　　“这对任何人都没有必要。”

　　“一旦有了监狱和疯人院，那就总得有人关在里面才成。不是您就是我，不是我就是另外的人。您等着吧，到遥远的未来，监狱和疯人院绝迹的时候，就再也不会有这种铁格窗，不会有这种长袍了。当然，那样的时代是迟早要来的。”

　　伊凡·德米特利奇冷笑。

　　“您在说笑话了，”他眯细眼睛说，“像您和您的助手尼基达这样的老爷们，跟未来毫不相干。不过您可以放心，先生，美好的时代会来的!让我用俗话来表白一下我的想法，您自管笑我吧，反正新生活的曙光会大放光芒，真理会胜利，于是，我们的街上就会有盛大的节日!我是等不到那一天了，我会死掉，可是，别人的后代会等到的。我全心全意地祝贺他们，我高兴，为他们高兴!前进啊!求上帝保佑你们，朋友们!”

　　伊凡·德米特利奇闪着亮晶晶的眼睛站起来，向窗子那边伸出手去，声调激动地继续说道：

　　“我从这铁格窗里祝福你们!真理万岁!我高兴啊!”

　　“我看不出有什么特殊的理由要高兴。”安德烈·叶菲梅奇说，觉得伊凡·德米特利奇的动作像在演戏，同时又觉得很喜欢。“监狱和疯人院将来都不会有，真理会像您所说的那样胜利，然而要知道，事物的本质是不会改变的，自然界的规律依然如故。人们如同现在一样，还是会生病，衰老，死亡。不管将来有多么灿烂的曙光照亮您的生活，可是到头来您还是会躺进棺材，被人钉上钉子，丢进墓穴里。”

　　“那么永生呢?”

　　“哎，算了吧!”

　　“您不相信，可是呢，我却相信。不知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里还是伏尔泰的书里，有个人物说： 要是没有上帝，人们就应当造出一个来。我深深地相信，如果没有永生，那么伟大的人类智慧迟早会把它造出来。”

　　“说得好，”安德烈·叶菲梅奇说，愉快地微笑着，“您相信，这是好事。人有了这样的信心，哪怕幽禁在四堵墙当中，也能生活得很快乐。您以前在什么地方受过教育吧?”

　　“是的，我上过大学，可是没有毕业。”

　　“您是个有思想和爱思考的人。在任何环境里您都可以保持内心的平静。那种极力要理解生活的、自由而深入的思考，那种对人间的无谓纷扰的全然蔑视，这是两种幸福，比这更高的幸福人类还从来没有领略过呢。您哪怕在三道铁栅栏里生活，也能享受这样的幸福。第欧根尼住在木桶里，可是他比天下所有的皇帝都幸福。”

　　“您那个第欧根尼是蠢货，”伊凡·德米特利奇阴郁地说，“您干什么跟我谈第欧根尼，谈什么理解生活?”他忽然生气了，跳起来说。“我爱生活，热烈地爱生活!我得了被虐狂，经常恐惧得厉害，然而有些时候我的心里却充满对生活的渴望，在那种时候我总害怕自己会发疯。我非常想生活，非常想!”

　　他激动得在病室里走来走去，然后压低了嗓音说：

　　“每逢我想望的时候，我的脑子里就会生出种种幻觉。似乎有些人走到我跟前来了，我听见说话声和音乐声，我觉得自己好像在一个树林里或者海岸上散步，我那么热切地渴望纷扰，渴望忙碌。……请您对我讲一讲，外边有什么新闻吗?”伊凡·德米特利奇问，“外边怎么样?”

　　“您想知道城里的情况呢，还是一般的情况?”

　　“哦，您先给我讲一下城里的情况，然后再讲讲一般的情况。”

　　“好吧。城里乏味得难受。……找不到一个人可以谈谈天，也听不到任何人说出有意思的话。没有什么新来的人。不过倒有一个年轻的医师霍包托夫不久以前来了。”

　　“居然在我活着的时候就有人来了。他怎么样，是个俗物吗?”

　　“是的，他是个没有教养的人。您要知道，这真奇怪。……根据一切迹象来判断，在我们的一些大城里，智力并没有停滞，而是在活动，也就是说，那边一定有真正的人;可是不知什么缘故，每次从那儿派到我们这儿来的，都是些叫人看不上眼的人。这个不幸的城啊!”

　　“是啊，这是个不幸的城!”伊凡·德米特利奇叹了口气，说道，随后又笑起来，“那么，一般的情况怎么样?报纸和杂志上有些什么文章?”

　　病室里已经暗下来。医师站起身，立在那儿讲国外和国内人们写了些什么文章，目前可以看出有什么样的思想潮流。伊凡·德米特利奇注意地听着，提出些问题，可是忽然间，仿佛想起了什么可怕的事，抱住头，在床上躺下，背对着医师。

　　“您怎么了?”安德烈·叶菲梅奇问。

　　“您休想再听见我说一个字!”伊凡·德米特利奇粗暴地说，“躲开我!”

　　“这是为什么?”

　　“我跟您说： 躲开我!干吗追问?”

　　安德烈·叶菲梅奇耸耸肩膀，叹口气，走出去。他走过前堂的时候说：

　　“最好把这个地方收拾一下，尼基达。……气味难闻极了!”

　　“是，老爷。”

　　“多么招人喜欢的年轻人!”安德烈·叶菲梅奇心里想着，走回他的寓所。“我在此地住了这么久，他似乎是头一个可以谈谈天的人。他善于思考，所关心的也正是应该关心的事。”

　　他读书以及后来躺下睡觉的时候，一直在想伊凡·德米特利奇，第二天早晨醒来，想起昨天同一个聪明而有趣的人相识，就决定一有机会再到他那儿去一趟。

　　十

　　伊凡·德米特利奇仍然按昨天的姿势躺着，两只手抱住头，腿缩起来。旁人看不见他的脸。

　　“您好，我的朋友，”安德烈·叶菲梅奇说，“您没睡着吧?”

　　“第一，我不是您的朋友，”伊凡·德米特利奇嘴对着枕头说，“第二，您算是白忙了： 您休想从我的嘴里掏出一句话来。……”

　　“奇怪……”安德烈·叶菲梅奇狼狈地嘟哝说，“昨天我们谈得那么融洽，可是忽然，不知什么缘故，您怄气了，一下子不谈下去了。……多半是我说了什么不得体的话，或者讲出了不符合您的信念的想法。……”

　　“哼，居然要我相信您的话!”伊凡·德米特利奇说，欠起身来，讥诮而不安地瞧着医师。他的眼睛是红的。“您可以到别的地方去侦察，刺探，可是在这儿您无能为力。我昨天就已经明白您来的目的了。”

　　“奇怪的想法!”医师含笑说。“那么您以为我是密探吧?”

　　“是的，我认为是这样。……密探也好，大夫也好，都是一回事，反正是派来刺探我的。”

　　“哎，说真的，请原谅我直说，您可真是个……怪人!”

　　医师在床边的凳子上坐下，不以为然地摇头。

　　“不过，就算您说得不错，”他说，“就算我在阴险地套出您的话来，好把您告到警察局去，他们就逮捕您，审判您;可是难道您在法庭上和监狱里，会比待在这儿更糟?如果您被判终身流放，甚至服苦役，难道那就比关在这个小屋里更糟?我觉得不见得更糟。……那么您有什么可以害怕的呢?”

　　这些话看来对伊凡·德米特利奇起了作用。他放心地坐下了。

　　那是下午四点多钟，平日，在那种时候，安德烈·叶菲梅奇总是在自己家里各个房间里走来走去，达留希卡问他是不是到喝啤酒的时候了。外面没有风，天气晴朗。

　　“我饭后出来散步，喏，您看，我就顺便走到这儿来了，”医师说，“现在完全是春天了。”

　　“现在是几月?三月吗?”伊凡·德米特利奇问。

　　“是的，三月底。”

　　“外面满地是泥吗?”

　　“不，不很烂。园子里已经有路可走了。”

　　“现在要是能坐上四轮马车到城外去兜兜风，那才好呢，”伊凡·德米特利奇说，揉揉他的红眼睛，仿佛半睡不醒似的，“然后就回到家里，走进温暖舒适的书房……找个好大夫治一下头痛。……我已经很久没有照普通人那样生活了。这儿真糟!糟得叫人受不了!”

　　他经历过昨天的激动以后，感到疲乏，无精打采，讲话不起劲了。他的手指头发抖，从他的脸上可以看出他头痛得厉害。

　　“温暖舒适的房间和这个病室之间并没有什么差别，”安德烈·叶菲梅奇说，“安宁和满足不是在人的外部，而是在人的内心。”

　　“这话怎么讲?”

　　“普通人是从身外之物，也就是从马车和书房，期待好的或者坏的东西，而有思想的人却在自己的内心期待这些东西。”

　　“您到希腊去宣传这种哲学吧，那儿天气暖和，弥漫着酸橙的香气。这种哲学却跟这儿的气候配不上。我跟谁谈起第欧根尼来着?莫非就是跟您谈过?”

　　“是的，昨天跟我谈过。”

　　“第欧根尼不需要书房和温暖的住处，那边没有这些东西也已经够热的了。自管睡在木桶里，吃橙子和橄榄好了。不过，要是他有机会到俄国来生活，那么，慢说十二月里，就是五月里也会要求到房间里去住。恐怕他会冷得缩成一团呢。”

　　“不。对寒冷，如同对所有的痛苦一样，人能够全无感觉。马可·奥勒留说： ‘痛苦乃是一种生动的痛苦概念： 如果你运用意志的力量改变这种概念，丢开它，不再诉苦，痛苦就会消散。’这话是中肯的。大圣大贤或者单纯地有思想和爱思索的人，其所以与众不同，恰恰就在于蔑视痛苦。他们永远心满意足，对任何事情都不感到惊讶。”

　　“这样说来我就是个呆子，因为我痛苦，不满足，对人的卑劣感到惊讶。”

　　“您不该这样说。如果您多想一想，就会明白所有这些使我们激动的身外之物都是多么渺小。人应当力求理解生活，真正的幸福就在于此。”

　　“理解……”伊凡·德米特利奇说，皱起眉头。“什么身外之物啦，内心啦。……对不起，这我都不懂。我只知道，”他说，站起来，气忿地瞧着医师，“我只知道上帝是用热血和神经把我创造出来的，是啊!人的机体组织，如果是有生命的，就必然对一切刺激有反应。我就有反应!受到痛苦，我就用喊叫和泪水来回答;见到卑劣，我就用忿怒来回答;对于肮脏，我就用厌恶来回答。依我看来，实际上这才叫生活。机体越低级，它的敏感性就越差，对刺激的反应也越弱。机体越高级，就越敏感，对现实的反应也越有力。这点道理您怎么会不懂呢?您是医师，却不懂这类小问题!为了蔑视痛苦，永远心满意足，对任何事情都不感到惊讶，人就得弄到这般地步才成，”说着，伊凡·德米特利奇指了指满身脂肪的胖农民，“或者，必须在苦难中把自己磨练得麻木不仁，对苦难失去一切感觉，换句话说，也就是停止生活。对不起，我不是圣贤，也不是哲学家，”伊凡·德米特利奇气忿地继续说，“那些道理我一点也不懂。我也不善于讲道理。”

　　“刚好相反，您讲起道理来很出色。”

　　“您所模拟的斯多葛派哲学家们是些了不起的人，然而他们的学说远在两千年前就已经停滞，没有前进过一步，将来也不会进展，因为它不切实际，脱离生活。它只在以研究和品味各种学说消磨生活的少数人当中获得成功，而大多数人却不能理解它。凡是宣扬漠视富裕、漠视生活的舒适、蔑视痛苦和死亡的学说，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是根本无法理解的，因为大多数人从没享受过富裕，也从没享受过生活的舒适;对他们来说，蔑视痛苦无异于蔑视生活本身，因为人的全部实质就是由饥饿、寒冷、委屈、损失等感觉以及在死亡面前的汉姆雷特式的恐惧构成的。全部生活不外乎这些感觉： 人可以因这种生活而苦恼，憎恨它，可是不能蔑视它。是啊，我再说一遍，斯多葛派的学说绝不可能有前途。从开天辟地起直到今天，您看得明白，不断进展着的是奋斗，对痛苦的敏感，对刺激的反应能力。……”

　　伊凡·德米特利奇忽然思路中断，停住口，烦恼地擦额头。

　　“我本来想说一句重要的话，可是我的思路乱了，”他说，“刚才我说什么来着?对了!我想说的是这个： 有一个斯多葛派的人为了给一个亲人赎身，就自己卖身做了奴隶。那么，您看得明白，即使斯多葛派也对刺激作出了反应;因为要做出这种舍己为人的慷慨行动，就必须有能够愤慨和怜悯的灵魂才成。我在这儿，在这个监狱里，已经把我学到过的东西统统忘光了，要不然我还能想起一点什么来。那么拿基督来说，怎么样呢?基督对现实生活的反应是哭泣，微笑，忧伤，气忿，甚至苦恼。他并没有带着笑容去迎接痛苦，也没有蔑视死亡，而是在客西马尼花园里祷告，求这个杯子离开他。”

　　伊凡·德米特利奇笑起来，坐下。

　　“姑且假定人的安宁和满足不在外界，而在自己的内心，”他说，“姑且假定人必须蔑视痛苦，对任何事情都不感到惊讶吧。可是您有什么理由宣扬这些呢?您是圣贤?是哲学家?”

　　“不，我不是哲学家，可是每个人都应当宣扬它，因为它是合情合理的。”

　　“不，我想知道为什么您自认为有资格议论理解生活，蔑视痛苦，和诸如此类的事。莫非您以前受过苦?您懂得什么叫痛苦?请容我问一句： 您小时候挨过打吗?”

　　“不，我的父母是厌恶体罚的。”

　　“可是我的父亲却死命地打过我。我的父亲是个性情专横、害着痔疮的文官，鼻子很长，脖子发黄。不过我们还是来谈您吧。您有生以来，谁也没有用手指头碰过您一下，谁也没有吓唬过您，把您打得死去活来，您健壮得像牛一样。您在父亲的羽翼下长大成人，由他出钱供您读书，后来又一下子谋到了这个俸禄很高而工作清闲的职位。二十多年来您住着不花钱的房子，由公家供炉火，供灯烛，供仆役，同时又有权利爱怎么工作就怎么工作，爱工作多少就工作多少，即使什么都不干也没关系。您天生是个疲沓的懒人，因而极力把生活安排得不让任何事情来惊扰您，免得您动一动。您把工作交给医士和其他的坏蛋去做，自己却在温暖而清静的地方坐着，积攒钱财，阅读书籍，以思索各种高超的无聊问题为乐，而且，”说到这儿，伊凡·德米特利奇瞧了瞧医师的红鼻子，“喝酒。一句话，您并没见识过生活，完全不了解它，只在理论上认识现实生活。至于您蔑视痛苦，对任何事情都不感到惊讶，那理由很简单： 一切皆是空虚啦，外界和内心啦，蔑视生活、痛苦和死亡啦，理解生活啦，真正的幸福啦等等，所有这些都是最适合俄国懒汉的哲学。比方说，您看见一个农民打他的妻子。何必多管闲事呢?让他去打好了，反正这两个人迟早都要死的，况且打人的人在打人这件事上所侮辱的并不是挨打的人，却是他自己。酗酒是愚蠢的，不像样子的，然而喝酒也是死，不喝酒也是死。有一个村妇来了，她牙痛。……哼，那又有什么关系?痛苦乃是痛苦的概念，再说人生在世免不了生病，大家都要死的;因此，娘们儿，去你的吧，不要妨碍我思考和喝酒。一个青年来请教该做些什么事，该怎样生活。换了别人，在回答以前总要想一想，可是您的答案却是现成的： 努力去理解吧，或者努力去追求真正的幸福吧。可是这种神话般的、‘真正的幸福’，究竟是什么东西呢?当然，答案是没有的。在这儿，我们被关在铁格子里，长期幽禁，受尽折磨，然而这挺好，合情合理，因为这个病室和温暖舒适的书房之间没有任何差别。好惬意的哲学： 什么事也不干，良心却清清白白，觉得自己是个圣贤。……不，先生，这不是哲学，不是思考，不是眼界开阔，而是懒惰，托钵僧作风，浑浑噩噩的麻木。就是这样! ……”伊凡·德米特利奇又生气了，“您蔑视痛苦，可是您的手指头被房门夹了一下，恐怕您就要扯开嗓门大叫起来了!”

　　“也许我不叫呢，”安德烈·叶菲梅奇说，温和地微笑着。

　　“得啦，哪能呢!喏，要是您一下子中了风，或者有个混帐或蛮横的家伙利用他的地位和官品当众侮辱您，而且您知道他这样做了仍然可以逍遥法外;到那时候您才会明白叫别人去理解和寻求真正的幸福是怎么回事了。”

　　“这话很有独到之处，”安德烈·叶菲梅奇说，快活地笑着，不住地搓手，“您对概括的爱好使我感到又愉快，又吃惊。多承您刚才把我的性格勾勒了一番，简直精彩得很。我得承认，跟您谈话使我得到很大的乐趣。好，我已经听完您的话，现在也请您费心听我讲一讲。……”

　　(汝龙译)

　　注释：

　　法国作家、哲学家、政论家伏尔泰(1694—1778)在《寄语论三名觊觎王位者的新书的作者》(1769)一文中说：“如果上帝不存在，就应当把它造出来。”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通过他的长篇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一个人物之口引用了上述的话，并且增补了一句：“而且确实，人类造出上帝来了。”

　　第欧根尼(约前404—约前323)： 古希腊哲学家。关于他的生活，有很多传说保留下来。据说，这位哲学家奉行极端的禁欲主义，住在木桶里;而且他还大白天提着灯寻找有权利称为人的人。

　　马可·奥勒留(121—180)： 罗马皇帝，斯多葛派哲学家。

　　在契诃夫的故乡塔甘罗格的契诃夫私人图书馆里保存着《马可·奥勒留·安敦尼皇帝自省录》一书，上有契诃夫的很多批注。此处的一段话即引自该书。

　　参看《新约·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第三十六节。

　　指伊斯兰教或印度教的沿街乞讨、靠人施舍为生的修道士。

　　【赏析】

　　读19世纪的俄国文学不能不读契诃夫那些充满着人性光彩，弥漫着忧郁、诗情和伤感的“深深激动人心的小悲剧”(高尔基语)，它们树立了表现复杂生活现象和重大主题的卓越典范。

　　从《第六病室》的节选部分看来，这部严峻深沉、震撼人心的小说无疑是作家一生所写的最富反抗精神的作品之一，它揭露了沙皇俄国像监狱一般阴森可怕的事实，批判了勿以暴力抗恶的主张。弥漫着肮脏沉闷气息的病室其可怕实更甚于监狱，病人的痛苦更甚于犯人。33岁的伊凡·德米特利奇·格罗莫夫虽然是个“疯子”，但他头脑似乎很清醒，“深刻纯真的痛苦在他脸上刻下的细纹显示出智慧和理性”。在第六病室里，他愤怒地叫喊：“我透不过气来啦!”“开门!要不然我就把门砸碎!”格罗莫夫的遭遇，就是富有正义感的下层知识分子的遭遇。他的愤怒抗议在黑暗中震响，宣布残暴的专制制度再也不能存在下去了。安德烈·叶菲梅奇·拉京同样是个正直的知识分子，他“非常喜爱智慧和正直，然而他缺乏坚强的性格，不相信他有权力在自己四周建立合理而正直的生活”。在拉京的心目中，格罗莫夫并不是精神病人，而是有深刻见解的人，因此格罗莫夫的怒骂痛斥，并不使他难受，相反赢得了他的好感，使他那套本来就十分虚幻的人生哲学发生了动摇。节选部分是本书的主要情节，也是精华所在。正是通过这一主要情节，作家批判了拉京那种“勿以暴力抗恶”的主张，肯定了格罗莫夫的清醒和反抗。同时也真实描绘了拉京一方面不满于黑暗现实而向往光明，另一方面深感自身软弱而企望自我麻痹的复杂心态。

　　文学是人类心灵的历史。在展现人物内心世界方面，契诃夫的独到之处在于，他不侧重细致和全面地描绘、刻画人物的心理活动，而让读者从人物的言行举止中看出他们的内心活动和精神状态。他刻画的现实主义形象常常深化为富有哲理的象征。这使契诃夫完全不同于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两位心理大师。人物细节和景色描写也都是契诃夫揭示人物心理状态的重要手段。比如“下命令、禁止、坚持，在他(拉京)是根本办不到的。看上去，仿佛他起过誓，永远也不提高嗓门，不发号施令似的。说一句‘给我这个’和‘把那个拿来’，在他是困难的”(作品第五章)。通过这些描述，我们完全可以了解这个人物的内心状况和心理世界： 软弱，妥协，自欺欺人，信奉“不以暴力抗恶”。作家在揭示人物性格时一针见血，是富于形象化的点染。浓郁的抒情色彩也是本选段的重要艺术特点。契诃夫具有高超的抒情艺术才能，善于找准适当的时机和场合，巧妙地流露他对各类人物的喜恶，对生活和现实的态度，而且抒情意味常以“客观”而含蓄的笔法来表现。

　　俄国作家心灵上总是坠着沉甸甸的十字架，总是具有强烈的自我反省和忏悔的意识。这在西方文学中不是没有传统的，但是进入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时期后，西欧的作家都在批判社会，把所有的不公平、不合理现象归咎于社会，却很少对自我进行反省。而在俄罗斯，因为受东正教影响很深，知识分子本身具有一种忏悔的传统，再加上启蒙思想的影响，作家纷纷走入了“内宇宙”。他们在考察平民的疾苦时，认为自己对这种困苦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他们面对沉痛的社会现实，发出“谁之罪”的呼声时，其实也是在叩问自己。拉京医生的软弱、妥协，直至觉醒，其实就是作家的觉醒之路;小说中二人的辩论其实就是契诃夫的二重矛盾心理在斗争的过程。

　　契诃夫是一位罕见的艺术家。列夫·托尔斯泰给予他极高的评价，称他是“无与伦比的艺术家”。在契诃夫的《札记》中有这样两句话：“我们都是人民。我们所做的一切最好的工作都是人民的事业。”用这两句话来评价这位杰出的俄罗斯作家是再恰当不过的。契诃夫是人民的作家，他的创作是人民的事业，而他的成长和发展道路迄今都保留着深刻的现实意义。

　　(郑德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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