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兰河传》中祖父的人物形象分析
“我”的祖父是个慈祥、和蔼可亲、脾气好的人。他常常笑得和孩子似的。他是个长得很高的人，身体很健康，手里喜欢拿着个手杖。他又是一个慈祥、善良的人，遇到了小孩子，每每喜欢开个玩笑。在家里，“我”与祖父的关系最好，常常和祖父在后花园玩。
(一)温暖和爱的化身
在原文中我们能找到关于祖父的痕迹。祖父慢慢地把萧红叫过去，讲给我听，说谷子是有芒针的。祖父虽然教我，我看了也并不细看，也不过马马虎虎承认下来就是了。玩腻了，又跑到祖父那里去乱闹一阵。[1]在原文中我们能总结出以下几点：从外貌看，他的眼睛很温暖,总是带着慈祥的笑意，而且常常笑的和孩子似的，联系生活实际我们不难发现爱笑的人是拥有一颗足以驱赶寒冷的心，祖父具有这样笑盈盈的双眼，就暗示他的内心是欢快愉悦的。其次，原文中说祖父身高很高，手里经常拿着一个手杖，对于庄稼院里的农活喜欢自己动手，这在一定程度上不仅说明他热爱劳动，喜欢从事农业劳动，也说明他身心健康，具有自我意识。祖父是一个善良又和蔼可亲的人，“每当遇到了小孩子，每每开个玩笑”。 [2]祖父发现冯歪嘴子的家人没地方住就主动答应让他们搬到装草的房子里暂住，这也是祖父善良，乐于助人的表现。再比如“我”的祖父把一头不小心掉进井水里淹死的小猪买回来给我吃，用黄泥裹起来，放在灶坑里烧上了，烧好了给我吃，“我吃，祖父在旁边看着。祖父不吃。等我吃完了，祖父才吃。他说我的牙齿小，怕我咬不动，先让我选嫩的吃，我吃剩了的他才吃。”祖父看我每咽下去一口，他就点一下头。而且高兴地说：“这小东西真馋”或是“这小东西吃得真快” 。
(二)无奈和彷徨的见证
为了进一步了解祖父这个人物形象，我们就必须联系作者的个人经历。根据端木蕻良短文所揭示的资料显示，萧红出生的确切日期是1911年端午节，因迷信思想的作祟，顾认为那一天出生不祥，所以将生日延后三天。[5]由此可见，萧红在之后的童年经历为何遭遇不幸是有原因的：萧红的父母希望头胎得男，希望落空后，父母不待见她，母亲死后，继母对她更加没有好颜色，同时，祖母有洁癖，讨厌萧红的调皮，用针扎她的手指。在这样一个大家庭里，只有祖父是真正关心爱护她的唯一的一个人。于是就有了我们在以后萧红的一些回忆性的散文和小说里，可以清楚感受到的一样：萧红像一条小尾巴似的跟在祖父的身后，“祖父一天都在后园里，我也跟着祖父在后园里边。祖父戴一个大草帽，我戴一个小草帽，祖父栽花，我就栽花;祖父拔草，我就拔草。当祖父下种，种小白菜的时候，我就跟在后边，把那下了种的土窝，用脚一个一个地溜平” [6]这样一个善良，和蔼的老人给予了萧红温暖的怀抱，连萧红本人都说:“从祖父那里，我知道了人生除掉冰冷和憎恶而外，还有温暖和爱”。[7]萧红自己觉得“在这个世界上，有了祖父就够了”，但是真的就够了吗?祖父只是一个年迈的老人，有很多事情，他没有办法提供帮助。查阅资料我们可以发现“萧红的祖父张文祯，生于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在少年时期曾读过诗书。后来辍学时，恰巧赶上家业兴盛的时期。因此在家经营家族企业和管理农事。人到中年时家境衰落，家族分裂，分得呼兰县房地产，从阿城县福昌号屯迁居呼兰定居。他是一个性情温和的老人，很喜爱萧红。[9]这样一个青少年时期家道鼎盛的人，必定有风流才子的情怀和不切实际的梦想，中年时又面临家道衰落，心境开始大不同，只能在自己的后园寻找心灵的宁静，每天早晚口授萧红《千家诗》，讲授诗的内容。例如他安慰萧红的话是“长大了就好了”，这位睿智的老人已经意识到自己的时间不多了，如第三章开头就说“我生的时候，祖父已经优尔十多岁了，我长到四五岁，祖父就快七十了。”祖父距离祖母死后不久，在教萧红背诗的过程中，有这样一段话“祖父一听就笑了：‘等你老了还有爷爷吗?’”，足以证明老人自己对死亡的预知。当他面对小团圆媳妇被打的暴行，只能去老胡家说几回，劝说不要打小团圆媳妇，毕竟是小孩子，教导教导也就行了。由此可见，老人在面对社会的不平只能给予他的无奈又无助的同情心。
(三)对萧红的影响
读过原文我们仿佛看到一老一少在后花园里嬉戏打闹，笑声肆无忌惮，穿过云霄，但似乎又夹杂着丝丝的复杂。祖父是萧红最大的也是唯一的保护伞，给予少年的萧红，甚至长大成人后的萧红家的温暖，亲人的祝福，祖父给予“我”的不仅仅是无私的爱，更是教会我做人的道理。以至于“我若死掉祖父，就死掉一生最重要的一个人” [4]正是由于这些我喜欢和祖父呆在一起，祖父的爱培养了萧红善良，热爱自然和美的天性。祖父是萧红心中的一座丰碑，是温暖与爱的化身。
祖父形象的悲剧根源
(一)经济因素的制约占据主导地位
政治经济学中有这样一种观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呼兰河传》中，萧红写到：祖父不怎样会理财，一切家务都由祖母管理。祖父一天到晚是闲着的，祖母什么工作也不分配给他。有一套锡器，却总是祖父擦的，祖父因此常常挨骂，祖母骂他懒，骂他擦的不干净。她骂祖父是“死脑瓜骨”。由此可见，萧红的祖父手中是没有掌管经济大权的，也就无法通过这个途径去控制他人，并且通过祖母的话可知，萧红的祖父脑筋不灵活，不能像商人一样机灵，同时由于他喜欢自己动手做事，与劳动人民的关系较好，也不能赚取大量的不义之财。
(二)先进科学和教育文化的缺失
呼兰河这个小县城，萧红的祖父算得上是一个受过文化教育，有见识的人(青少年时期曾读过几本诗书)。但是在更广阔的范围内，我们知道站的更高，才能看的更远，具备远见和卓识才可以更加长久。通过比较发现，具备较好文化素质的家长给予自己后代的不仅仅是财富，也不单是世人的看法，而是一种高度，对于集体，对于国家，甚至对于自我价值的态度和理念，他的远见与卓绝在于只是让你去看、去思考，而不评论对错。在这个时期，远在偏僻闭塞的呼兰河，身处孤陋寡闻的环境里，萧红的祖父无法获得外界的信息，更无法把家国天下放在自己的后园里，他只能在面对萧红的父亲不支持萧红继续上学时据理力争，为年仅16岁的萧红争取到进入哈尔滨东北特别市第一女子中学读书的机会。他只能在所有人包括有二伯都异口同声责备小团圆媳妇不像小团圆媳妇的时候，说一声“怪好的，只能在最关键的时候说上一句即使无足轻重，但是温暖人心的话。
美国心理学家迈•凯梅•普林格尔认为，为了使儿童能够顺利成长为成熟的成年人，自降生之日起，就必须满足四个基本的感情需要。”其中对爱和关怀的需要无疑是最重要的，这种需要在日常的生活中被灌输在儿童身上。提供这种需要的首先是儿童的母亲和父亲。并且必须注意的是只有基于幼儿时期，儿童的身心才能够得以健康的发展，反之，可能受到阻碍或被扭曲。[8]这一观点从理论上说明只有祖父是不够的，并且祖父只是一个年迈的老人，有很多事情，他没有办法提供帮助。 这种对于教育文化的缺失单靠祖父一人完成，同样深处边远小城的祖父更加体会不到自身的缺失，将一切默认，自动存档，并将其代代相传。
(三)社会观念的愚昧落后
人物性格描写在现代小说中有至关重要的地位，这就要求作家在进行文学创作过程中在塑造人物时不仅要具备比较鲜明的个性，而且能恰到好处的反映出现实生活的本质，塑造具有高度真实性的人物形象成为趋势，并且创作实践早已证明了这种理论的深刻性，似乎《呼兰河传》中没有突出的中心人物，没有按照典型原则塑造出个性丰富的单个形象而忽视并否定作品的人物塑造。这部作品绝对是小说的个别现象。当我们将分析的目光仅仅驻留在外在的表象的话语以及各章叙事单元时，我们已有的小说结构理论和小说阅读经验所形成的文学接受心理定势，就会因批评主体和批评客体发生错位而将理性判定引向误读的歧途。在《呼兰河传》这部作品中，祖父作为一个较为突出的形象，他的身上不光拥有美好的一面，他也是在特定条件下文化社会的产物，在封闭落后的呼兰城里，人类对于未知事物有天生的恐惧和崇拜，对于意外的死亡也带有宗教救赎的意，生长在这个大背景下的祖父无法避免被大环境的同化，这种同化导致在面对困难时无法寻找到合理有效的解决途径，只能以无可奈何的态度去面对。对于祖父来说，命运仿佛充满众多神秘和不祥的征兆，困难使人们无力改变既定的环境，就把微弱的生存希望寄托于冥冥的命运之神。因此在面对萧红那稚嫩的质问时，老人只能告诉她长大了就好了。萧红曾在她的一篇作品中提到：二十岁那年，我就逃出了父亲的家庭，直到现在还是过着流浪的生活。“长大”是“长大”了，而没有“好”。在更深层主题上老人的无奈不仅是命运的无奈，也透露出某种宗教意，整个呼兰城平静自然的存在，温顺的承受生命带来的所有，人与人之间不存在救赎或者陷害，只是一种文化习俗深入骨髓，产生的一系列连锁反应，自然之极，无奈之极。一个经历几十年人生风雨的老人家，他在看遍风雨变幻之后，对新的、未知的明天既有期望也有彷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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