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原中朱先生的性格特点
朱先生是白嘉轩姐夫，白鹿原上最具智慧的人。饱学儒雅，淡泊名利，慧眼看世。每次众人遇事，疑难不能决，朱先生只几句就能点醒。
朱先生是《白鹿原》中陈忠实着力刻画重点描写的人物。据作者创作手记来看：“(朱先生)是这部长篇小说比较多的男女人物中，唯一一个有比较完整的生活原型的人物。他的生活原型姓牛名兆廉，是科举制度废除前的清朝最后一茬中举的举人。”“他在白鹿原讲授学说，传授文化，规范乡约，并且处处以身作则，表现出儒家先贤风范。朱先生去世后，幻化作一只白鹿向西飞升，这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作者的审美理想;可见，作者将其作为关中文化和儒家精神的象征。”全书三十四章，朱先生在二十余章中均见出场，足见他之于全书的重要性。而他的出场往往是关键性的，出场后往往会留下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就算是死后几十年，也能够再制造出一个惊心动魄情境来。恰恰是这些故事凸显出朱先生圣人儒雅的形象。下面就具体事例浅析其形象。
一.辨怪异引先生出场，举轶事初显圣人儒雅
朱先生的出场，是白嘉轩遇怪异后，焦急中由自不而然的想引出来的。白嘉轩尊其母及冷先生建议请阴阳先生禳治的途中，内急解手时无意间发现：下了一夜雪后的慢坡地里竟有一坨湿土，看到蓟后进一步刨土，发现蘑菇状奇异物。再三思索权衡下，想到求教姐夫朱先生才是最稳妥的。于是作者借白嘉轩之思插叙出朱先生二三奇闻轶事。朱先生是关中学派程朱理学的代表，其二十二岁时省试头名文举人，因父丧而不赴公车，巡抚方升欲委以重任而婉辞住进白鹿书院，可见其淡泊名利，不愿为官。朱先生一到白鹿书院，亲手推倒“四吕庵”大殿内四位神像“不读圣贤书，只知点蜡烧香，怕是越磕头越昏了!”[3]说明朱先生敢于破除迷信，是一个无神论者，有兴私学而育人子弟之志，其报复可谓远大。朱先生应友邀南方讲学，穿戴无一不出自妻子双手而从头至脚不见一根洋线，可见他传承了耕读传家的美德和因袭了自给自足的封建守旧思想。(当然人无完人，金无足赤。人的性格也是有两面性的。)尤其被所谓的南方才子领进烟花楼后，朱先生雷霆痛斥，说明朱先生以古之学者圣人为标榜，不愿随波逐流，自甘堕落。朱先生晴日穿泥屐过村巷而白雨如注之说，从侧面烘托出他通晓天文。“今年成豆”之说是进一步印证他通晓天文。面对群众将其奉若神灵的问卜和神话，朱先生用推倒四座神像做了正面回答：“我不是神，我是人，我根本不信神﹗”这进而证明朱先生是一个彻底的无神论者。吃过萝卜丝等饭食后，朱先生“撮进一撮干茶叶，咀嚼良久又吐掉了，用以消除萝卜的气味，免得授课或与人谈话时喷出异味来。”[5]说明朱先生注意细节并恪守礼仪，俨然是程朱理学的忠实践行者。从朱先生书院住所的陈设来看，无一字画，他是一位不附庸风雅的文人;又从挂着一幅用毛笔勾画的本县地图来看，他是一位胸怀乡里的文人，总之，《白鹿原》第二章中有关朱先生的奇闻轶事第一次确立了他在全书中的圣人地位。其遇事不惊而处之坦若，亦初显儒雅风范。
二.壮举显圣德，儒雅伟丈夫
朱先生不愿出仕，却为县令所用而禁烟。可见其深知烟毒之害，有为救民众于水火而不惜强出头的魄力。他先从妹夫开刀，要挖掉自己手书“耕读传家”的门庭，最后用黑布蒙住了“耕读传家”，蒙住了内心之痛。亲自执梨毁坏烟苗，一呼百应，大有成效，无疑为白鹿原上的一大壮举，(因官府三令五申都屡禁不止，而朱先生登高一呼却自发毁烟。)后因县令换掉朱先生(官府贪图暴利不愿禁烟)而使禁烟流产。由此可见朱先生在白鹿原上的威望之高。威望可以看做是照德行的一面镜子。朱先生在白鹿书院教化乡邻子弟，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是圣人之举，是倍受乡邻仰慕的，他有才但不恃才放狂，为人处世他所秉承的是仁义礼让。是故，他德高，威望也就深远了。
白嘉轩一旦有事，有重要的事，就去找朱先生。关于白狼的传言，朱先生认为是“无稽之谈”，关于传闻朱先生斥退二十万清军之事朱先生认为是“传言而已”，但他自己却说乐意当了张总督的说客。而真实的情况却是：面对张总督派来的官差他说：“我正晨读，愿等就等，不等就请他们自便。”[6]足见朱先生不畏权势。算定张总督还会派人来说明朱先生料事如神，而自己避逃之后却主动去见张总督请缨做说客，其办事的原则也太出乎常人意料了。原来，他只身一人前往军营，力劝方升退兵不是为了张总督，而是为了不让关中百姓饱受战乱之苦。可见朱先生胸襟开阔，见识远大，也映衬出他的淡定自若和大智大勇。
朱先生对于剪辫子和放足也有自己的看法：“女人的脚生来原为行路，放开更利于行动算得好事。发为身外之物，剪了倒省得天天耗时费事去梳理。唯有今后的日子怎样过才是最大最难的事。”[7]可见朱先生并不迂腐，他眼界开阔，为人豁达。在恪守封建礼教的当时，能够这样想足见他有先见之明，并有思想解放之嫌。朱先生对白鹿原村最大的贡献就是拟了《乡约》给白嘉轩，教民以礼仪，以正世风。实际上他践行了以德治人的壮举，在当时来看其思想是非常伟岸而高格的。因生源流失，白鹿书院关闭，朱先生勉强受聘滋水县师范学校教务长，干不了半年就向县长提出了辞呈并提出了重修县志的宏愿。此后朱先生穷其一生在白鹿书院里自己组织了一些同窗及门生开始了浩繁的工作。他和其他封建社会的有所作为的文人一样，在乱世之时，唯有著书立说，各安天命才是明哲之举。
不论是因白嘉轩、鹿子霖在白鹿村办学堂的举动，赢得他热泪盈眶地打躬作揖跪倒拜谢;还是面对刘军长时，买狗守门，把豆腐跟肉熬成一锅，并直言不讳地说：“刘军长你进不了城。”[8]他都有一种“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洒脱和“猝然临死而不惊，无故加诛而不怒”的淡然。故而，朱先生之贤明中更大流露出来的却是儒雅。 得知白孝文私通小娥的过错，他严肃而平静的写了“慎独”二字给这个令他痛心的侄儿，让孝文用一生去慎思笃行，可见朱先生既刚正不阿又声明大义;对小娥的劣迹是深恶痛绝而嗤之以鼻的，以致于听闻其鬼魂作祟时，竟给白嘉轩出了个主意：造塔镇妖。(当然朱先生是不相信有妖的，他认为是人在作祟。)给孝文分家时，朱先生笑着重复“房是招牌地是累，攒下银钱是催命鬼。房要小，地要少，养个黄牛慢慢搞”。又可见朱先生之幽默诙谐，这个他自己创造出来的谚语透射出朱先生对于房、地、钱精当剖析的智慧。
朱先生被县府抽去赈济灾民，可谓临危受命。在饥馑之年，举白鹿原而数，恐怕再也找不出第二个像朱先生那样不中饱私囊而以身名正的人了。赈济灾民可以看做是朱先生继白鹿原禁烟运动后的又一壮举，他纯粹是为了民生而心甘情愿地去“出仕”。朱先生一生“出仕”三次：一是禁烟;二是勉强当了半年滋水师范的教务长;三是赈灾。当然，这只能是从有一定的“权力”这个层面上去看待，并不是实质性的出仕做官。由此，朱先生可以说是一位饱经风霜而和蔼的有德老者，是一位集智慧、儒雅于一身的圣人。他是白鹿原上的“寒暑表”，识得原上民众要活着的渴盼与希望，识得民众的温饱疾苦，识得群众心中的愁喜忧乐;所以他成功了，也只有他才能在赈灾后不落下丝毫的口实。他救了白鹿原上数以万计的苍生，其功德足以与白鹿原永存不朽。
无论是面对共产党员鹿兆鹏、白灵，还是面对国军鹿兆海，保安团营长白孝文，以及是关门弟子的土匪鹿兆乾时，他都散发出一种出知人则哲的圣贤风范和处事不惊的儒雅形象。朱先生对鹿兆鹏这个共产党员是有恩的，为其提供避难场所，并在一次次的对“政府”失望后，断言说“天下注定是朱毛的”可见其明断的魄力也是惊天地泣鬼神的。土匪黑娃被保安团白孝文俘获后，朱先生的举动更使人匪夷所思，他亲自送信给孝文，甚至想办法解救黑娃，他所坚信的是：要一个人的命容易，让一个人变好难!只要这个人变好了，哪怕以前是魔鬼也未尝不可以原谅!朱先生就是这样一个有佛心的人，而佛心是圣人必须具有的心灵。朱先生是圣人，所以给黑娃写了“学为好人”四个字勉之，并破天荒地收了这个土匪为关门弟子。而朱先生对白灵则有一种淳厚的亲情，对于这个侄女，他有一种振憾心灵的似曾相识感觉。也许要说朱先生有愧的唯一一件事就是：解白嘉轩与朱白氏之梦后，他知道白灵完了，但他没有说穿。他是不想、也不忍，无论是作为姑夫还是作为朱先生。对于兆海的死他悲痛过，甚至为兆海守灵，他也有泪，他宣誓赴死抵倭寇，但得知兆海之死的真相后，他很平静，平静得出奇，平静得要命。他是一位时常有出乎人意料的举措的智者，他替兆海痛心，为“政府”寒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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