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魂归白鹿书院，儒雅流传千古

　　白鹿原震人心魄之“死”字，令人窒息难耐到浮沉梦幻般地步后，豁然映射出人身最后归程的悲壮之美。尤其朱先生之死，平静的悲壮中彰显出最后的儒雅。朱先生让妻子朱白氏“你再给我剃一回头”似乎就已预知自我生命的终结。实际上，当石印馆先生出于对朱先生仰慕和悲悯之情印好十套《滋水县志》并送来给朱先生时，他就无憾了。当他亲自把八套县志送给编纂过它的八位先生，一套托人送给县长，一套留给自己，而了却最后一件心事时，他就知道自己的大限来临了。所以“朱先生顿觉自己变轻了”，让朱白氏叫来全家人到白鹿书院吃团圆饭。实际上他已选好了自己的栖魂之处：这个教化乡邻子弟的圣地，成就“立言”壮举的雅居，为之耗费毕生精力的精神家园——白鹿书院，就是他的栖魂之处。面对死亡，他很平静，只是把它当作归程，所以他是儒雅的。“剃完了，我就该走了。”这是朱先生死前最直白自己将死的一句话了。

　　其实，七天前他就写好了遗嘱。朱先生死得很平静，他壮志得酬，可谓死得其所，他可以顶天立地了，上不愧天，下不愧地，故而遗嘱：“不蒙蒙脸纸。”人终究会死的，人生就是一个悲剧。而朱先生之死可以用悲壮了，因他壮志得酬了。而“不用棺材，不要吹鼓手，不向亲友报丧，不接待任何吊孝者，不用砖箍墓”的葬法的确简单到不能再减了。这的确是圣人的举动，也只有圣人才能做到这样：死了也要反对铺张浪费﹗试问世间到死都能以身作则的有几人?朱先生就是朱先生﹗“五十多里路途之中几十个大村小庄，烛光纸焰连成一片河溪……”这是白鹿原人民对于他的肯定，对圣人自发自觉的由衷缅怀。“自信平身无愧事，死后方敢对青天。”正是黑娃这样一个土匪，一个半路入门的弟子，中肯品评了朱先生的一生。朱先生可以瞑目了，教化贤徒三千，也抵不上引导一个十恶不赦之徒走上正道。这是朱先生“立德”“立言”之外的功上之功，所以他无可争辩的成了《白鹿原》之圣人。值得一提的是：朱先生死后几十年的一天，当批林批孔运动抨击到“克己复礼”思想时，一群学生挖了朱先生的坟，生产队长想用墓砖箍井的愿望落空了，安葬朱先生时遵从遗嘱而没有用砖。红卫兵们只捡到一块合砖，两面却各刻着：“天作孽犹可为，人作孽不可活。”而愤怒者摔断合砖后，中间却发现了“折腾到何日为止” 的字样。学生和村民惊呼了，难道朱先生真有未卜先知之能?笔者主观认为：作者之所以附加此段小插曲，一是为了进一步证实朱先生简葬确有此事;(映衬其伟岸高格的儒雅和圣人般的举措)二是为了神话朱先生。只有像朱先生这样有大气魄的儒雅文人才能称得上圣人，以至死后数十年数百年仍为群众所乐于称道，乃至流传其奇闻轶事不绝。总之，《白鹿原》第三十二章是朱先生的谢幕演出。凋零的是朱先生的生命，其德其名永葆长青，流芳白鹿原千古。

　　四.朱先生圣人儒雅形象所寓寄的现实性

　　朱先生是《白鹿原》上的圣人，其地位是无可替代的，其圣人儒雅形象的确立绝非偶然。朱先生的生活原型牛兆濂确确实实曾主编过《蓝田县志》，也曾义愤填膺地发表过“抗日宣言”。至于把牛才子传得神乎其神主要归功于朴实的乡民，源于他们发自内心真实的崇拜。就如同作者的父亲一样，基于对牛才子的崇拜才不止一次地讲述牛才子的奇闻轶事给幼年时作者听。由是，“这个带着神秘色彩的牛才子，从童年起便成为我一个永久性的生活记忆。”[18]故而，朱先生圣人儒雅形象的形成就是真实原型与轶事奇闻通过乡民“神化”而杂糅的产物。当然，在此形象的确立的过程中作者始终萦绕着一种对文人品格的思考。或许作者对家乡所出的这位牛才子“立言”、“立德”之举流露出难于言表的赞许正是出于对其豁达而无为的文人情怀的仰慕与向往。总之，《白鹿原》作品的现实性赋予朱先生超凡脱俗般飘逸而灵俊的圣人儒雅形象，朱先生的境界就是作者所追求的理想文人境界。

　　综上所述，《白鹿原》中的朱先生堪称圣人，其言行举止、所作所为，无一不称儒雅。他虽无诸葛孔明“羽扇纶巾”之飘逸般地超凡俊雅，却也有：只身一人从容舌战方升，斥退二十万清军而不动声色的从容风雅;虽无五柳先生“不为五斗米折腰”而弃官归隐的洒脱，却也有赈济灾民而不占一粒之米的心安理得;其主编的县志虽比不上太史公司马迁之绝唱誉冠千古，却也不失为滋水县之“和氏璧”而流传一方。总之，朱先生在《白鹿原》演义了太多的惊心动魄，留给人们的一字字、一句句、一幕幕就都是真真切切的誉叹!圣哉朱先生!儒雅哉朱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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