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小说·中国古代小说代表作品·明清小说·吴敬梓与《儒林外史》
人们一般都认为，世界上诗歌创作的现实主义成就很高，浪漫主义成就也很高。而世界上的小说创作，却以现实主义成就为最高，浪漫主义为其次。然而，我国著名的古典小说《西游记》、《聊斋志异》等，都是世界浪漫主义小说创作成就最高的代表作之一。清代乾隆年间(即十八世纪中叶)出现的吴敬梓《儒林外史》，即是我国讽刺文学的高峰，也是世界文库中现实主义文学的巨著，很值得我们去学习和探索。对于这部巨著的伟大意义，在认识上，过去学术界还不很一致，这些年来，经过不断论争，似乎正趋向统一。
《儒林外史》成书过程及其作用
一、作者生平与创作
吴敬梓(1701—1754)，字敏轩，号粒民，晚年移居南京后，自称秦淮寓客，后来又号文木老人。他出身“科举世家”，是安徽全椒的“名门望族”。曾祖吴国对，是顺治时的探花;祖父吴旦，做过州同知;伯叔祖吴晟、吴昺，一个是进士，一个是榜眼，当时均甚有文名。父亲吴霖起，开始家道衰落。他原是康熙二十五年的“拔贡”，做过县教谕，是一个“重节操，淡功名”的正直知识分子。吴敬梓十三岁丧母，十四岁随父至江苏赣榆任所。这时，他“读书才过目，辄能背诵”，已开始显露文学才华。二十三岁吴敬梓中了秀才，也是在这年父亲由于丢官返里，抑郁成疾而亡的。父亲的思想品格和生活遭际，对吴敬梓产生了深刻影响。从此，家庭生活也发生了变化。吴敬梓在中了秀才之后，二十九岁时又去滁州参加科试与乡试，但通过了科试，乡试却未录取，而一些不学无术之徒却高中了。这种不合理现象，使他很愤懑。当三十六岁时，安徽巡抚赵国麟，举荐他赴京应“博学鸿词”科廷试。但这时的他，已失去“赶考”的兴趣，以病推辞，从此再没去应考了。《儒林外史》这部巨著，大约就在这一年开始了写作。
吴敬梓出身于败落世家，从小“不习治生”，慷慨好施，常常“倾酒歌欢呼，穷日夜”，用钱如水，不上十年功夫，竟将父祖“二万余金”的产业荡尽了，开始了贫困潦倒的生涯。从此他在“乡里传为子弟戒”(吴词《减字木兰花》)，被族人视为“吴家败类”。但是，吴敬梓却认为自己有理想、有主见，不与世沉浮，坚持打造一种高洁奇伟的品德。自从三十三岁那年的二月，移家南京秦淮河畔白板桥西客居之后，过着“拨寒炉之夜灰，向屠门而嚼肉”的贫困生活。但是，为了倡捐修复先贤吴泰伯祠，吴敬梓却卖掉了最后一点财产，即全椒的老宅。此后，他专靠卖文所得和亲友周济过活了。有时不得不以旧书换米度日;有时也难免“囊无一钱守，腹作干雷鸣”;“近闻典衣尽，灶突无烟青”。这时的“书香门第”子孙吴敬梓，甚至连一件完整的粗布短衣也没有(见程晋芳《寄怀严东有》和《怀人诗》)。有一天，有个亲眷程丽山，命子携米三斗、钱二千往望吴敬梓，这时他已两天无物下肚了。南京冬日极冷，怎么办?敬梓御寒之法是：约五六友人“乘月出城南门，绕城堞行数十里，歌吟啸呼，相与应和”;到天亮时，才“入水西门，各大笑散去。”夜夜如是，谓之“暖足”。他并未向贫寒低头，相反，生活得更加坚强。其实，只要他稍作“低下头，弯一弯腰”，情况即可改观。那时，吴家先世“门生故吏既半天下”，“姻戚故旧，官中外者”，也“以千百计”，并且，过去吴家在经济上都周济过他们。但吴敬梓却“夷然不以屑意”，始终不愿去攀附，只是“闭门课子”，专注学问，勤奋写作。到后来，他终于成为“其学尤精《文选》，诗赋援笔立成”的文章老手(见程晋芳《文木先生传》及钱静方《小说丛考》)。三十多万字的长篇巨制《儒林外史》，就是在这种极端困境中完成的。
五十四岁时的一个冬天，吴敬梓于扬州做客，住在族人处，同好友王友曾一起“纵谈古今”，饮酒销寒。不料，睡后突患痰涌，竟不治而殁，享年五十有四。死后，身边只有几文当了衣服的小钱，全靠友人置棺收殓，归葬于南京清凉山下(一说，凤台门之花田)。一位名闻遐迩的杰出作家吴敬梓，就在这样艰难困厄中，结束了自己孤峭凌厉的一生。
吴敬梓在创作上，原来经、史、诗、词和文章等各个方面都有著述，可惜没有全部流传下来。除一部《儒林外史》之外，其他作品现存状况是：
《文木山房诗文集》，原有十二卷，现仅存四卷，只留下：赋4篇、诗131首、词47阕。这些均为四十岁以前作品。解放后又发现了26首诗词。
经学研究成果《诗说》，原有七卷(晚年作品)，在乾嘉年代还有很多人看到过，但后来失传了。
散文，只存《尚书私学·序》一篇。它幸存于清焦循之《扬州足徵录》之中。
至于历史研究的《史汉纪疑》一文，没有最后成书。
二、《儒林外史》成书过程
吴敬梓《外史》的写作，大约在他三十六岁时就开始了，在四十九岁以前已经完成。按照鲁迅的说法，“吴敬梓著作皆奇数，故《儒林外史》亦一例，为五十五回。”这部原作，待作者去世后十多年，才由金兆燕于扬州任官期间(1768—1779)付刻。但其刻本至今尚未发现。现存最早的刻本是嘉庆八年(1803)的卧闲草堂本，共五十六回。但一些整理者认为最末一回《幽榜》，同全书主题、思想和写作风格都大相径庭，显然不是出于原作者之手，应当删去。同治十三年(1874)，又出现了“齐省堂”增订本，光绪十四年(1888)，又有增补齐省堂本(即东武惜红生序本);另插入四回，成为六十回本。这四回是写沈琼枝与盐商宋为富婚后故事的，事既不伦，语复猥陋，显系后来好事者所妄加。所以，新中国成立后几次出版《儒林外史》，均以“卧闲草堂”本为底本，删去第五十六回，保留最后的《沁园春》一词作结。
三、《儒林外史》流传及影响
《儒林外史》自从抄本流传以来，就受到人们的重视。木刻印刷之后，更引起了人们对它的广泛兴趣。嘉庆刊行的各种版本，几乎每一回都写有“回评”。对于此书及其作者的有关著述，也不断出现。据不完全统计，自清代以来，撰写吴敬梓传记、年谱和谈《儒林外史》之书，不下六七十部;专门研究《外史》的著述、资料的，也有一二十部之多。光绪三十年(1904)还出现了仿作《新儒林外史》。
新中国建立后，仅在一九五二年到一九六二年的十一年中，全国各报刊发表了研究文章七十多篇。最近几年来，有关论著则更多，只是缺乏统计。
在国外，《儒林外史》也颇受人们重视。光日本一国，就有好几位学者发表过研究《儒林外史》一书的专门论著。
《儒林外史》的思想内容
吴敬梓这部巨著，写出了自己的时代、自己的社会、自己的生活特征和自己的思想面貌，作家的思想感情同作品的思想感情完全融为一体。它不像《三国演义》、《水浒》这类作品，也不似《聊斋志异》那样，其内容是在民间流传过，或者组编过的历史故事和神话传说，而是作者个人完完全全的天才创造。因此说，《儒林外史》确是一部具有十八世纪时代特征的不朽的现实主义的杰作。它的思想成就，不仅反映在对社会现实的揭露和批判上，而且也表现在对理想的讴歌与追求上。可惜，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人们只热衷于前者(当然也是对的)，而忽略了后者(认识不免片面)。现在，开始有人注意研究它在全书中所蕴藏着的“理想光辉”——即民主性的精华，当然，也是时代的光辉。
以下让我们比较具体地看看此书的各个方面的含蕴。
一、全书段落层次
同其他各部古典名著不同，《儒林外史》没有贯串全书的“主干”故事情节，也没有自始至终出场的中心人物。全书的情节，归纳起来，大体可分为两大部分：前半部，主要写反面人物，表现批判精神;后半部，主要写正面人物，是表现作者的思想。细析观之，全书有这样四个相互钩连的环节：
(一)楔子(第一回)——写王冕的故事。它树立王冕：讲究文行，有广博学识，鄙弃功名形象。这一回，实际上是全书之“总纲”。因为，它确立全书人物衡量的标准：符合王冕的样子，是正面人物，否则，是反面人物;它提出了全书结构的两条线索，即两类人物形象：走荣身之路的反面人物和讲究文行，维持文运的正面人物。
(二)批判反面人物(第二回至二十四回)——主要写走荣身之路的知识分子。具体地说，又有三层意思。其中：
第一，二至七回：描写普通的知识分子，即大量文人走科举制艺道路猎取功名富贵。比如：
借王惠、汤秦之流，写出赃官与“清官”同样殃民祸国;
通过严氏兄弟，即对严贡生与严监生的刻划，呈现了占便宜的“吸血鬼”(严大位)和要钱不要命的“吝啬鬼”(严大育)两种形象的可耻与可鄙;
特别是用了周进与范进两个典型，写出了文人所以热衷科举的社会根源，深刻提示了本质。
第二，八至十三回：写了“特殊”的知识分子，怎样猎取“异路功名”。
有的是科举失意;有的想走“终南捷径”;又有的则冒充高人雅士而取得“名声”。其中最典型者，即是娄琫与娄瓒两兄弟，原是胸无点墨，却利用家产，冒充信陵、春申风度，礼贤下士，招揽人才，装出求贤若渴样子，结果有趣的是求来的“贤人”，却都是一些冒牌货。此以“贤士”扬执中为例：
杨执中，原是一个无学无行之人，把元诗窃为己有的“假冒者”。再看看下列人等，到底何种“人才”?
“高人”权勿用，原是一个奸捞人口的流氓，而自己的名字却从《易经》“潜龙勿用”中化来，显示高尚;
“名士”蘧公孙，是一个把前人的集子翻刻后署上自己名字的“少年名士”，成为徒有其表的“斗方”;
“侠客”张铁臂，也是一名“以猪头代人头”，虚设“人头会”的假英雄。
总之，这里说的是“名士大宴莺脰湖”，实际上是一幅集社会流氓、市井无赖、江湖骗子和文界剽窃者于一处的“百丑图”。
第三，十二至二十四回：写瑕瑜互见或由好变坏的知识分子。其中有褒有贬，但贬胜过褒。此只举两例：
马纯上，即大名四扬的文章“选家”的马二先生。他有一套八股文理论，大事鼓吹“文章举业”，是人生唯一“可出头”之事。他是一个瑕瑜互见的“科举狂”。
匡超人，这又是另一种人物，原是有名的孝子、勤学而纯洁的青年，后来逐渐变质，成为一个出卖灵魂的无耻之徒。
(三)塑造正面人物(廿四至五十四回)——着重描写纯儒与豪杰等正面人物形象。其中：
第一，二十四至三十三回：写豪杰。以杜少卿为主，向眉为辅。
杜少卿具有真知灼见，侠义心肠，是个不求闻达的文士。实际上，其中若干成分是作者写吴敬梓自己。它是全书正面人物刻划得最有血肉、最为成功的一个。
第二，三十三至三十九回：写纯儒(即真儒)。这里以虞育德为主，迟衡山、庄征君为辅。
“真儒”，是代圣人立言的“完人”，都是表现作者“以德化人”之主张和思想的，可惜写得概念化。
第三、三十七至五十四回：主要写兵、农、孝、悌的理想。
这里所描述的人物形象，多半苍白无力，缺乏生动与深刻人物描绘。在这几回中，也写到了儒林之末流，既无锦绣之文，也无高尚之行。那个借钱嫖妓、冒充风流雅士的陈木南，就是一例。
(四)写晚明四个市井奇人(最后一回)。他们是：①开裁缝铺的荆元，却又是一名知琴善书，还能作诗的“无冕”文人;②“无家无业，总在一些寺院安身”的季遐年，他能写一手好字，不学法帖，却能创新;③“王牌楼卖菜”者子孙、穷小子王太，他却又是一名下棋高手;④最后一个姓盖名宽。他原是一位当铺老板，但他整天只知诗、书、画，且又好义乐施，最后荡完家产，只靠卖茶和“坐馆”度日。
第一回是寄托希望，这一回最后(五十五回)，却是完全失望了。
二、小说的中心内容
这是一部杰出的讽刺小说。它从科举制度的角度，展示了中国封建末世的形貌：一幅活生生的封建社会群丑图。它从不同视角，对其进行了形象生动，内容具体地讽刺和揭露。
(一)猛烈抨击科举制度，深刻揭露八股制艺的种种弊端
吴敬梓虽然把故事背景假托于明朝中叶，但它的批判矛头，实际上是指向清王朝统治下的十八世纪中国封建社会，特别是败坏人心、祸国殃民的八股科举制度。这个起于隋唐，盛于明清的科举取士制度，发展到十八世纪的清代，已经越来越显得腐朽反动了。在这种制度下培养出来的人才，也只能是一些酸腐的、不学无术的废物，或者为封建统治者助威的帮凶。所以，《儒林外史》在第一回就开宗明义，借王冕之口说：用《五经》、《四书》八股文的“取士之法”——这个法却“定得不好! 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果然，当时的读书人一个个热衷举业，醉心功名富贵，时刻想着书中的“黄金屋”、书中的“千钟粟”和书中的“颜如玉”，弄得神魂颠倒，丑态百出。
六十多岁的老童生周进，就是一个典型。
周正在科举路上钻营了几十年，连一个秀才也没捞到，只能到薛家集去“坐馆”，受到人们百般奚落，后来，竟把这个“破饭碗”也打掉了。为了活命，不得不给一伙商人去当“帐房先生”，但是，他仍然热衷于科举。一次，他到广东省贡院去游览，一见贡院号板，便触景生情，万感俱发，“不觉眼睛里一阵酸酸的，长叹一声，一头撞在号板上，直僵僵不省人事”。当救醒之后，“周进看着号板，只见一头撞将去，……放声大哭起来，众人劝着不住。”他竟“一号哭过，又哭到二号、三号，满地打滚”，“哭了一阵，又是一阵，直哭到吐出鲜血来”。商人们见此情景，答应凑些钱给他捐个功名“监生”，以取得进贡院去考举人的资格。他感激得五体投地，趴在地上磕着响头说：“若得如此，便是重生父母，我周进变驴变马，也要报效!”
作者在描写这些失意文士时，抓住“周进哭号板”这个典型镜头，把一个以举业为生命的士人的心理状态和变态精神面貌，刻划得多么淋漓尽致!
范进，又是一个生动典型。
他对科举着魔，从二十岁到五十四岁，总算有幸，终于捞了个秀才，可进贡院考举人了。但是，当他考毕返家时，其“母亲却饿得两眼都看不见了。”于是，范进只得抱只生蛋的母鸡去集上卖。正当他“抱着鸡，手里插个草标，一步一踱的，东张西望，在那里寻人买”时，一个邻居飞奔而来，告诉他“中了举人”的消息，他还以为人家取笑他。当其返家亲眼看到“报帖”，看见他几十年的希望成为现实时，他竟高兴得发疯了。小说对这段情节的描写十分精彩：
……把两手拍了一下，笑了一声道： “噫! 好了我中了!” 说着往后一交跌倒，牙关一紧，不省人事。老太太慌了，慌将几口开水灌了过来。他爬得起来，又拍着手大笑道： “噫! 好! 我中了!” 笑着，不由分说，就往门外飞跑……一脚踹在塘里，挣起来，头发都跌散了，两手黄坭，淋淋漓漓一身的水，众人拉他不住，拍着笑着，一直
走到集上去了。众人大眼望小眼，一齐道： “原来新贵人欢喜疯了。”
周进与范进，就是由八股制艺取士制度造出来的两个悲剧角色、两个“腐儒”的典型。一个“赶考”几十年而得到的是失望、绝望，以至痛不欲生，大哭“号板”，抢天呼地;一个几十年梦想终于实现，结果喜出望外，疯狂失态，幸好胡屠户的一个巴掌清醒了他。他们的这种变态心理，生动而深刻地揭露了科举制度的害人之深。
作者在书中把批判的笔锋，还触及更深的一层：即他们所以热衷科举的原因。当穷愁潦倒的范进中举之后，岳父大人胡屠户，原来像个凶神恶煞，对其任意辱骂，现在，换了副嘴脸，一声一个“贤婿老爷”;在考取之前，范进家炊而无米，喜报一到“众邻居有拿鸡蛋来的，有拿白面来的，也有背了斗米来的，也有捉两只鸡来的。”连那个“一向有失亲近”的张乡绅(举人)，也立即成了“如至亲骨肉一般”的“年谊世好”，送上了“一封一封雪白”的银子和“三进三间”房屋。而且，以后就有许多人来奉承他：“有送田产的，有人送店房的，还有那些破落户，两口子来投身为仆图阴庇的。到二三个月，范进家奴仆、丫环都有了，钱米是不消说了。”事情就是这样：一登龙门，身价百倍。范进中举前后的政治、经济地位和人情世态的骤然变化，正是当时士人们那样热恋举业的社会根源。“两范”的典型性格，也就是在这种典型环境中形成的，它具有极强的客观性。
(二)深刻批判了吃人的封建礼教和虚伪的程朱理学
此书在猛烈抨击科举制度的同时，也对吃人的封建礼教和虚伪的程朱理学进行了深刻批判。在清代，理学(也称道学)已经奉为官方哲学，封建伦理道德已完全法典化、教义化，不准人们有任何触犯。他们把“理”(即天理)这个程朱哲学的最高范畴，认定是先天的、万物必遵的普遍原则，是至高无上的绝对真理。而封建伦理道德规范，则是这个“天理”的具体体现。于是，封建的“礼”，也就是“天理”，是万古长存、神圣不可侵犯的最高准则。理学的核心内容，就是封建礼教。这个礼教，包含着多方面内容，而最主要的是孝悌与贞操。在我国，孝悌之德，是很早就提倡了的，而提倡女子的“贞节”，却是从宋代以后才发展至严重地步。宋理学创始者之一程颐，就曾提出：“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二程遗书》卷二二·下)公开反对寡妇改嫁。发展到清代，就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一些道学家一看到唐人文章、墓志铭上有妇女改嫁的字眼，便勃然大怒，一律改成“从一而终”，不准改嫁。这正是封建没落阶级的可悲的产物。
清代科举考试，程朱理学是必考内容。吴敬梓既然反对科举制，也就不可避免地把矛头指向程朱理学和封建礼教。当然，作者并不完全反对封建伦理道德，而是从维护立场出发，坚决反对那些假道学，从而剔肤见骨地揭露封建伦理道德的虚伪性和残酷性。
这方面的例子很多，这里，只从“孝”、“悌”与“贞节”三个方面，略举数例。
先看关于“孝”的例子：
进士出身的工部员外郎荀玫，当他在京侯选期间，得知母亲去世，十分悲痛，立刻“哭倒在地”，急着就要“到堂上递呈‘丁忧’”(清制：凡遭父母之丧者，解除官职，在家守孝二十七个月)。这时，另一个进士出身的工部员外郎王惠提醒他：“现今考选科道在即”，“若是报明了丁忧家去”，就会影响自己的前途。于是荀某立即命家人脱掉孝服，决定“将这事瞒下”，并吩咐下去“不许通知外面人知道”。当朝的周司业、范通政知道了此事，也说“可以酌量而行”。满口“孝道”，一碰上功名富贵，便现了原形，只是“教养题目文章里的词藻”而已。
再看关于“悌”的例子：
严监生两个小舅子王德、王仁，更是典型的假道学者。两兄弟都是秀才(德为府学廪生，仁为县学廪生)，都“铮铮有名”。严监生因正妻王氏病重，想把侍妾赵氏扶正，特请了两位舅子来家商议。王氏的两位哥哥听了妹丈的话，先是“把脸本丧着，不则一声”;后来，“让到书房里用饭”，也“彼此不提这话”。可是，一等请进密室，严监生递给他俩二百两银子之后，立即变了态度，反责怪严监生没有及早把赵氏扶为正室。王仁竟拍着桌子正襟道：“我们念书的人，全在纲常上做工夫，就是做文章，代孔子说话，也不过是这个理;你若不依，我们就不上门了!”说着，这两个秀才，还“义形于色”地再向严监生要了五十两银子，催他在王氏死前将赵氏扶正，并代监生拟就一篇“告祖文”。告过祖宗，举行扶正典礼，而他俩的亲妹子，就在这“大厅、二厅、书房、内堂屋，官客并堂客，共摆了二十多桌筵席”的一片喧闹贺喜中“断了气”。
最后，看一个“贞节”的例子：
这是一个亲生父“劝女自杀殉夫”的怪诞实例，且看书中的描述：
父亲王玉辉，是一个做了三十年秀才的“迂拙夫子”，也是以“理”杀人的“操刀手”。他年过六十，大女儿早已“守节在家里”，三女儿出阁不上一年多，也死了丈夫。她“哭得天悲地惨”，要“寻一条死路”来殉夫。公婆两个听了，“惊得泪下如雨”，反复好语相慰。但是，亲生父亲王玉辉不仅不加劝阻，反而对亲家说：“亲家，我仔细想来，我这个小女要殉节的真切，倒也由着她行吧。”并鼓励女儿自杀殉夫道：“这是青史上留名的事，我难道反拦阻你?你竟是这样做吧!”他的老伴骂他：“越老越呆”，他也无动于衷。等到三姑娘真的绝食殉夫之后，他对老伴说：“你哭她怎的?她这死得好，只怕我将来不能像她这一个好题目死哩!”接着仰天大笑道：“死得好! 死得好!”
这个王玉辉，乍看似乎他的言行，已丧失人性，以今日观之，实难理解。然而，这段精彩的描写，确是当时社会的真切写照。过去的府志、县志都载有一批“烈女传”，他们正是为程朱理学所害。这种“烈女殉夫”的野蛮、残酷行为，正好深刻揭示了“天理”与“人欲”的根本对立，剥下了封建礼教的道貌岸然的画皮，暴露了它那血淋淋地吃人的本相。
(三)揭露与讽刺了封建官僚的贪残刻薄，以及封建社会的各种丑态。
《儒林外史》从否定科举制出发，对封建社会的各级官吏、乡绅地主、盐商富贾、名士高人，乃至和尚道士、骗子赌徒、阴阳地理，以及媒人牙婆、老鸨龟汉、妓女嫖客、光棍无赖和种种帮闲小人等等，都作了揭露和讽刺。它真切而生动地为人们彩绘了一幅“群丑图”，使大家看到封建末世原是一个丑类横行的世界!
那些科举出身的官僚，文的无安邦定国之才，武的又没有临阵对敌之勇，完全是一伙无用之物。但是，办起坏事来，却十分得力，个个都是出众的“干才”。高要县的汤知县就是一例。他为了向上司表示自己的“清廉”政绩，“出个大名”，求得后日“升迁”，竟把一个回民的老师傅活活枷死。民众为此“鸣锣罢市”，而上级按察司不仅不惩处汤知县，反把“五个为头的回子问成奸民挟制官府，依律枷责”。
还有一个南昌太守王惠，一心想的是“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钱到公事办，犬到猪头烂”。他到衙办的第一件大事，就是“钉了一把头号大的库戥，把六房书办都传进来，问明了各项内的余利，不许欺隐，都派‘入官’。”从此。衙门里一片戥子声、算盘声、板子声。“这些衙役、百姓，一个个被他打得魂飞魄散”。如此之贪官酷吏，却被视为“江西第一个能员”。朝廷竟将他提升为南赣道。
地方官是如此，中央各部院署也差不多。比如：秦中书与高翰林商议，用一个二百两银子托放御史进京活动，使万青山从一个假中书变成了真中书。至于官衙中的书办、差役，更是无所不为了。像潘三、李四、黄球等人那样的“把持官府，包揽词讼”、“拐带人口”、“广放私债”和“重利剥民”等等恶行，随处可见。作者在书中写尽了封建末世政治腐败和现实黑暗。这不单单进一步暴露了科举制度的罪恶，而且把整个封建官僚机构从上到下地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揭露与鞭挞。
(四)对理想生活的探索与追求
这是《儒林外史》的另一个方面的重要内容。它塑造了一批正面人物，寄托了作者的理想和主张。作者的光辉理想，不仅在揭露与批判中显示出来，而且在追求和歌颂中正面表现了出来。
书中的正面人物有四种类型，正好体现了吴敬梓探索理想的过程。
首先，描绘了王冕这类人物形象——楷模形象
作者在书中托出了历史实有人物王冕，但又按自己的理想进行了塑造，并让他立于全书之开头。其目的，是有意树起一个立品矫俗的楷模。
王冕，在这里是出身农家，他将秦老处放牛得来的一些“点心钱”，用来买书学画，刻苦自励而成为著名的画家与诗人，对于“天文、地理、经史上的大学问，无所不通”。他轻功名富贵，将其视为浮云粪土，不但否定科举，“不求官爵”，而且拒绝知县之请，逃避权贵之访，甚至明太祖授他“谘议参军”，他却早已“连夜逃往会稽山中”。书中的王冕，确是一个“性情高傲”、“嵚崎磊落的人”。
其实，历史上的王冕，是元末文坛上的著名诗人和画家，是公元1287——1356年间的元人，没有在明代生活过一天。因为明朝在公元1368年建立时，王冕早已“作古”十二年了。《儒林外史》是一部托事于明代的小说。可是，明代并无王冕其人。可见，吴敬梓笔下的王冕，是一个纯粹的小说人物，是作者有意虚构的艺术典型，读者尽可不必追根问叶，对号入座。
其次，塑造了几个富有叛逆精神的人物——反叛形象
主要是指杜少卿和沈琼枝这两个形象。他俩都是作者着力描画的重要正面人物，仅次于王冕。众多论者都曾指出：杜少卿身上留有作者的影子。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就说过：“杜少卿为作者自况”。他也是全书正面人物刻划得最成功的一个艺术典型。
杜少卿虽然出身于“一门三鼎甲，四代六尚书”的科举世家，但却反对科举，轻视功名，只求“逍遥自在，做些自己的事”。他认为“学里秀才，未见得好似奴才”;他把王知县看成是“灰里的进士”;李巡抚荐他入京见皇上，他却以病辞之。后来，他虽然只得依靠“卖文为活”，却是“布衣蔬食，心里淡然”，满足于“山水朋友之乐”。他确似王冕家七泖湖时的荷花，出污泥而不染，不与世风同沉浮，卓立于儒林群丑之外。同时，杜少卿在那“理学独尊，文风恢恢”的时代，却敢于摒弃朱熹解经之观点，用自己的新识来解讲《诗经》;敢于无视礼教的中心内容“三纲”、“五常”，挣脱礼法和世俗拘束，竟陪着妻子，手牵手，肩并肩，悠哉悠哉地逛游于南京清凉山，弄得观者“目眩神摇，不敢仰视”;他还反对任意玩弄女性，随意纳妾，认为“娶妾之事，小弟觉得最伤天理”。不仅如此，他还轻财重义，救急济贫，很快将自己的田园产业变卖一光。杜少卿这个形象的性格，我们一看即知，确有许多与当时的世人格格不入之处，而跟作者吴敬梓的性格行状却有若干相似之点。因此，鲁迅的说法，是很有道理的。这种充满反叛精神的人物形象，难怪书中的迟衡山也称赞道：“少卿是自古及今难得的一个奇人!”
常州人沈琼枝，是全书中受到作者重视，并描写得较为突出的一个带有某种近代民主精神的女性。她自逃出扬州盐商宋为富魔窟之后，就在南京独自谋生，自食其力，靠刺绣和卖文画画过活。她绣的“送子观音”比画的还好;她对命题赋诗，“又快又好”。不单才气过人，她还有一种同恶势力坚决斗争的精神。一些“好事恶少”，常去她处“说混话”，“地方上几个喇子(流氓)”，“来拿囮头(抓住短处进行敲诈)”，都被她怒骂走了。有差人向她敲诈，她不给，反而问道：“你敢怎么样?”差人赶着扯她，反被“她一个‘四门斗里’(一种拳术架势)，打了一个仰八叉”。连知县奈何她不得，审问她“为甚么不守闺范，私自逃出”。她理直气壮地答：“宋为富强占良人为妾……，他卖嘱知县，将我父亲断输了，这是我不共戴天之仇。”她就是这样一个新女性形象。沈琼枝这种思想行为，在旧礼法森严的社会里，无异是一支烛照夜空的火炬，具有争取个人自由、妇女解放的初步民主思想光辉，甚为难得。
再次，它还刻划了一大批“真儒”与“贤人”——贤者形象
“真儒”，也叫纯儒，是代圣人立言的“完人”。作者把自己“以德化人”的理想和主张，通过这些“真儒”的塑造而体现了出来。他们都是上天下降人间维持文运的“天星”的化身。其中有：
号称“真儒”、“大圣人”而致力于“以德化人”的虞育德，是其主要代表，还有起辅佐作用的一批“贤人”。比如：强调礼、乐、兵、农，企图以古礼古乐挽回世运人心的迟衡山;无心于仕途，专门“闭户著书”的庄绍光;出身微寒，注重实说的武正字，以及具体实践“礼、乐、兵、农”主张的萧云仙等等。这些人物的性格各有不同，生活态度也并不完全一致，但是，他们有着共同的特点：轻视功名富贵，鄙弃科举八股，为人正直，注重实学，同情人民疾苦，反对污浊政治。他们都支持杜少卿那样具有离经叛道倾向的人物。不过，他们的主导思想，仍然是正统的儒家传统。因此，如果说，王冕和杜少卿，以及沈琼枝他们具有民主性思想，那么，这些“真儒”们，却有更多的封建性。这是因为，他们以作者自己的臆想来塑造形象，而不是从生活中众多的原型中提炼出来的。故而，艺术形象比较单薄苍白。原来这些人物是作者用力加以描绘的对象，可是，事与愿违。这同作者本身的阶级与时代局限有关。
吴敬梓寄予厚望的“真儒”们，终于走上了复古道路而遭失败。于是，他就把视野扩大到儒林之外的“市井细民”身上。这样，书中就出现了第四类型的人物。即：
其四、塑造了一批置身于功名富贵之外的自食其力的“市井其人”——劳动者形象
作者对于他们是倾注了热情的，大力加以肯定和赞扬，给予了“正面人物”以历史地位。这也是吴敬梓贯串于《儒林外史》全书的一种民主思想的具体体现。最突出的是最后一回所写的四个“市井奇人”。这就是：
一个是自小儿即“无家无业”的季遐年。他在寺院安身，靠卖字过活，不慕势利，清高绝俗。
有一次，施御史的孙子请他写字，他却“迎着脸大骂道：‘你是何等之人，敢来叫我写字! 我又不贪你的钱，又不慕你的势，又不借你的光，你敢叫我写起字来!’一顿大嚷大叫，把施乡绅骂得闭口无言，低头走了。”这是一个狂放人物，是作者强烈不满势利社会的具体流露。
一个是开茶馆的盖宽，他讨厌富豪们的“俗气”，对于“世情看冷暖，人面逐高低”的鄙俗社会风尚，表现了极端的不满。自己安于贫贱，“每日只卖得五六十壶茶，只赚到五六十个钱”，空闲时，他“在柜台前看诗画画，”怡然自得。这正好同当时的追名逐利的官场和儒林，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又一个叫王太。祖代以卖菜为业，本人“无以为生，每日到虎居关一带，卖火药筒过活。”他却善于下棋，能打败“天下大国手”，可见此人并不平凡。
还有一个裁缝叫荆元。他既“不贪图人的富贵，也不侍侯人的颜色”，“每日寻得六七分银子，吃饱了饭”，就去弹琴、写字、自得其乐，过着“天不收，地不管”的自由生活。他敢于把自己的缝衣同读书写字相提并论，反对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传统观念，硬把“贱行”提高了地位。
另外，还有一个戏子鲍文卿。他虽靠卖艺为生，地位低微，但是志行高洁，从不贪图非分之财。他救了向鼎知县，却不肯收受五百两银子的答谢。安庆府两个书办用五百两纹银行贿，托他在太守面前说个人情，他坚决拒绝。他认为靠自己劳动养活自己，是最高尚的，说：“须是骨头里挣出来的钱，才做得肉。”这些正是劳动者的本色，是他的高贵品质。《儒林外史》对种种自食其力人物的热情赞颂，就是对统治阶级以剥削为荣的观念的有力批判。
通观全书，作者吴敬梓确是善于从平凡的生活深处寻找崇高的事物，从“低贱”人物身上发现闪光的思想的。当儒林寂寞，文运衰颓，市井出现了“奇人”时，作者就把挽救腐朽社会的希望寄托在这些下层市民身上。这正是此书闪烁着民主思想光辉的地方。
《儒林外史》对封建社会的批判是有力的、深刻的。但是，为拯救这个“末世社会”所开出的药方，却是回天乏力，甚至是可笑的。他所憧憬的理想社会，还是没有超过中世纪由陶潜虚构的“桃源式”的世界。这是因为吴敬梓生活的时代(清代中叶、十八世纪前期)，不可能给他提供更新的出路，只能在封建社会的歧路上徬徨、摸索。但是，应当看到，《儒林外史》实际上已经达到了它那个时代所能达到的思想高度。
《儒林外史》的艺术成就
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同任何其他优秀小说一样，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塑造了大批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全书三十多万字的篇幅中，出现了三百多个人物(有名有姓者二百七十多人)，其中主要或较为主要的人物就有五六十人之多，写得性格鲜明、令人难忘的人物，也有一二十人。比如：周进、范进、马二先生、严氏兄弟、匡超人、牛浦郎、杨执中、张铁臂、胡屠户和杜少卿、沈琼枝，以及“市井奇人”等等，都是各具特色的人物。应当说，塑造成功的人物形象，确是，《儒林外史》一书所取得的重大成就之一。
然而，《儒林外史》还有自己独具的特色。主要是两个方面：它的讽刺艺术与结构艺术。
一、“感而能谐、婉而多讽”的讽刺艺术
鲁迅曾经对此作过很好的评述。他说：“敬梓之所描写者，……凡官师，儒者，名士，山人，间有市井细民，皆现身纸上，声态并作，使彼世相，如在目前。”并指出：《儒林外史》“足称讽刺之书”(均见《中国小说史略》)。的确，它的讽刺手法极富变化，十分多样，就其主要而言，不下十多种。
(一)让讽刺对象互相攻讦，揭露彼此的“老底”
两王兄弟同严贡生的互相“揭底”，即是一例。
王德和王仁借其汤奉取文“不入时目”、没有入帘之事，来讽刺严贡生笔下干枯，没有才气。而严贡生则反唇相讥，说：“才气也须是有法则，假若不照题位，乱写一些热闹话，难道也算是有才气不成?”因为严贡生知道，“二王”在周进“手里考的是二等”生，讽刺他俩笔下都是杂乱无章的。这样，互相揭底，引出了讽刺效果。
有时互相吹捧，也可取得彼此暴露的效果。因攻击而揭底，是有意识的;而吹捧的主观愿望，当然不在于“揭底”，但往往事与愿违，也会出现不自觉的“揭底”结局，即自然而然地露了底。比如，西湖名士集会分韵赋诗，就是通过相互吹捧而揭了底的。卫体善、随岑庵是两位“衣被海内”的“二十年的老选家”，目空一切，众名士也极端崇拜。谁知这些“名家”诗作中，居然出现了“且夫”、“尝谓”等八股文中承上启下之套语字样，以致连刚学写诗的匡超人，也认为“不佳”。可是，吹捧者却大吹特吹。被捧者的“才气”既然如此，那么，吹捧者的“才情”也可想而知了。相互吹捧得越高，在人们的眼里就贬得越低。
另外，还有一种原是诚心的赞颂，但实际上是戳痛别人，也可取得讽刺效果如牛玉圃吹万雪斋等。
(二)用崇高谈吐同卑污行为作对比，显出人物真相
书中有不少的事例，这里，就拣温州老乡乐清匡超人来说吧。他自许文章选家，名气很大，向牛布衣说：“五省读书的人，家家隆重的是小弟，都在书桌上，香火蜡烛，供着先儒匡子之神位。”牛布衣听了笑道：“先生，作此言误矣!所谓‘先儒’者，乃已经去世之儒者，今先生尚在，何得如此称呼?”匡超人还红着脸强辩说：“不然! 所谓‘先儒’者，乃先生之谓也!”牛布衣见他如此，也不再同他争辩了。这就是鲁迅所说的“婉而多讽”。
这种把两者截然相反的言行，摆在一起进行对比，产生的讽刺意味特别强烈。对此，小说中曾经写到多处：杜少卿纳妾，偏偏说成“为嗣续大千”;寻男色，又说成是“独得情之正”。秀水县差人，一边标榜自己“我们公门里好修行，……怎么肯坏这个良心?”一边却要向蘧公孙敲诈“三二百两银子”。还有，严贡生原是一个横行霸道的家伙，到处讹诈钱财，拦截猪只，逼占弟妇财产，刻剥家人奴仆，强赖船夫力资，无恶不作。可是，他却自我表彰说：“为人率真，在乡里间，从不晓得占人寸丝半粟的便宜。”至于荀玫的“递呈丁忧”，范进的“遵制丁忧”，等等，无不是采取此法而显示人物言与行之完全违背，从而自然地构成一种绝妙的讽刺。
(三)突出描绘反面人物奇特外貌，以揭露其灵魂之丑恶
这也是吴敬梓在小说中所用的一种绝妙的讽刺手段。他常用夸张手法，描写被否定人物矫揉造作的外表，借以暴露内心之虚伪与卑陋。请看，书中“假高人”权勿用，自认具有“管乐的经纶，程、朱的学问”。因此，在打扮上为与“高人”相适应，出现人们面前时，总是“高白夏布孝帽”，表示自己“热孝在身”，是一位读书知理的“孝子”。当他应邀去湖州作客，刚进了城门，这顶“白高帽”却被卖柴的尖扁担挑走了。奇特的穿着，正遇上奇特的动作。这看似作者的一种戏笔，且戏笔成趣。实际上，它有更深的寓意：权勿用之流的装模作样，并不是真心“守孝”! 事实正是如此，当他在娄三、娄四兄弟的宴席上，他先说“居丧不饮酒”，实际上“肴馔还用些”。到后来，他竟被人告发“奸拐女尼”而锒铛入狱。
(四)让反面人物弄巧成拙，事与愿违，或者陷入困境而当场出丑，或者轻轻点破，令人会心一笑
这是讽刺艺术的常有手段，在若干讽刺文章中往往见到。《儒林外史》更加比比皆是。比如：在“西湖名士集会”上，喝得酩酊大醉的支剑峰，口称“谁不知道我们西湖诗会的名士!”正在他兴高采烈时，面前却来了“盐捕分府”，立即叫人将这个巡商支锷“采过他来”，并“挝去”他冒充士人的方巾，“一条链子锁起来”。
又比如，写胡三公子的吝啬性格，用了“轻轻点破”手法，效果挺好。胡三为祝寿者所摆的酒席，“将两席改作三席”，一句话初露了他的悭吝性格;后又用由于胡三“出名的悭吝”而无人肯借地给他饮酒作乐。因为他处处表现着小气：买鸭子，要摸摸肉脯厚不厚?买肉包子，因要三个钱而付二个钱而闹翻;吃剩的“骨头骨脑”，一齐装走，等等。作者就是这样淋漓尽致地把一个“吝啬鬼”形象，惟妙惟肖地描绘了出来。
(五)用两种前后截然不同的态度，反映人情世态的炎凉
运用此法进行讽刺，亦可收到奇效。小说中的事例甚多，此只举几例看看：
范进中举前后，人们对他的态度竟起了急剧变化。这对于势利小人的讽刺，多么辛辣而深刻。你看，当范进还是“穷书生”时，连岳父大人胡屠户，也不时骂他是“尖嘴猴腮”的女婿，而中举后，却口口声声“贤婿老爷”;张举人(一位退职知县)，以前，足迹从未到过范进草屋，但中举后，他立即乘轿子来拜，既送银子，又送房子，多么虔诚、巴结!
再看，梅秀才对于老童生的周进，一直奚落、挖苦。但周进一旦成了国子监司业时，这个梅玖对周进如神一般地敬重了起来。一副当年周进在观音庵教私塾时写的普通对联，现在，梅秀才也要和尚揭下来“裱一裱”，珍藏了起来。
反之;匡超人于逆境时，逃到杭州，对潘自业“作揖行礼”，见到他“欢喜之极”;潘三还帮他积钱成家。可是，匡某一旦考取了内廷教习，而潘三由于事发入狱，请他去会一面“叙叙苦情”，匡竟然不予理会。
这种对人的前后态度之截然变化，反映人们的心理状态，深刻揭露了炎凉世态和社会心理。这确是一种辛辣的讽刺，艺术效果极佳。
(六)用随意点染人物周围事物，或者与过去事物加以联系，从而烘托人物性格，取得讽刺效果
再举周进、范进为例。他俩均为老年中举，一喜一忧，一哭一疯，这都由于同科举有关之事物，如贡院中的“号板”、报喜的“报帖”等而引发的。周进见了“号板”就一头撞去，不省人事;范进见了“报帖”，由悲转喜，喜极而疯，全靠胡屠户“一巴掌”招回了灵魂。
又如，杨执中客厅中的一副对联同对联上贴个“报帖”，两相对照，揭露了这个“假名士”的丑恶本相。还有夏总甲、汤六和匡超人等人，都以“吹牛”闻于乡里，也都是从一己之生活所见胡乱吹嘘未见之排场。作者是冷冷着笔，读者却捧腹大笑，取得极佳的讽刺效果。
此外，《儒林外史》还运用了其他许许多多的讽刺手法。譬如：
用特写镜头，显露对象的丑恶嘴脸;
用故意漏写和特意补写(叙)，取得讽刺效果;
用回目与正文两相映照，烘托人物丑行;
在一目了然同出于意外的强烈对比中，揭露人物之丑恶内心，达到讽刺目的，等等。
总之，《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是高超的，也很丰富多彩。鲁迅在《且介亭杂文二集·什么是讽刺》中说过：“‘讽刺’的生命是真实，不必是曾有的事实，但必须是会有的实情。”《儒林外史》中的人与事，虽然不一定都是真人真事，但在封建社会末世是常见的，是广泛存在的。因此，它具有坚实的现实基础，讽刺的真实性使自己具有无限的生命力。《儒林外史》讽刺艺术，特别值得人们欣赏的是：它不是由作者直接抖出，而是让人物自己通过情节的发展而流露了出来。正如恩格斯所说，“倾向，应当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而不应当特别把它指点出来。”(《恩格斯致敏·考茨基》)
二、独特的另含深意的结构艺术
讽刺艺术，是吴敬梓撰写《儒林外史》在技法上着力最大、最多之处，也因此成为该书的一个最大特色，而它的独特艺术结构，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特色。
(一)那么，《儒林外史》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构呢?
要而言之，它采用的是集锦式的结构。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曾对《儒林外史》的结构艺术，作了这样的概括——
……惟全书无主干，仅驱使各种人物，行列而来，事与其来俱起，亦为其去俱讫，虽云长篇，颇同短制; 但如集诸碎锦，合为帖子，虽非巨幅，而时见珍异，因而娱心，使人刮目矣。
这是说，全书没有贯串全部情节的统帅性人物(即中心人物)和中心情节，而是分别由一个或几个人物为中心，其他人物作陪衬，组成一个个相对独立的故事。各个故事随着有关人物的出现而展开，又随着有关人物的隐去而结束。虽然是长篇，实际上近于许多短篇小说的缀合。因此，我们也可简而言之，称之为：集锦式结构。
《儒林外史》流传世间，近一个世纪(即从清嘉庆八年(1803)的卧闲草堂本算起)内，很少有人对它的艺术结构有所非难，大约在“五四”运动前后，才有人对这个独特的结构持不同态度。如《缺名笔记》的作者，就曾指责“《儒林外史》之布局，不免松懈，……此其弊在有枝而无干。何以明其然也?将谓其以人为干耶?对杜少卿一人，不能绾束全书人物。将谓其以事为干耶?则‘势利’二字，亦不足以赅括全书情事，则无惑乎篇自为篇，段自为段矣。”(据蒋瑞藻《小说考证》拾遗所引)胡适之在论及《儒林外史》结构样式时所指责的，同上述作者基本相似，且含有更多的贬意。他认为，《儒林外史》还不如《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因为，《怪现状》的体例虽是散漫的，含有无数短篇故事，但全书有个‘我’做主人，用这个“我”的事迹做布局纲领，一切短篇故事都变成了“我”二十年看见或听见的怪现状。(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在新中国建立后的某些论述中，也有类似的说法(可详见宋云彬的《讽刺小说和<儒林外史>》、刘大杰《<儒林外史>与讽刺文学》和陆侃如《略论吴敬梓和他的<儒林外史>》等)。但近些年来，对《儒林外史》的结构艺术进行了重新评价，肯定的趋势逐渐占了上风。
(二)为什么近年来会对它作出肯定的评价呢?其主要理由是：
其一，文学作品的结构形式，不应当只有一个模式，而应当多样化。
众所周知，文学作品的情节，无非是展现人物性格、展示人物关系的一种手段，而作品结构，则是为安排情节、表现人物性格的发展过程，从而更好地再现生活和作家对生活的评价服务的。通常的长篇小说，是要通过一个或几个主要人物的性格成长史来完成的，因而其结构，也就为人物性格发展过程服务。但是，它并非所有的长篇小说的唯一法则。其实，在中外小说史上，就有若干著名小说不是这样的。
大家熟知的十九世纪英国现实主义小说家萨克雷的《名利场》，是其代表作。它的副题就叫：“没有主角的小说”。但这并不影响它具有“不可辩驳的文学和文化历史的意义”。恩格恩就认为它是一部“比较好的英国小说”(《恩格斯致斐·拉萨尔的信》，见《马恩选集》卷四)。
当有人向列夫·托尔斯泰问及《安娜·卡列尼娜》这部长篇小说的艺术结构时，他答说：“……结构上的联系，既不在情节，也不在人物间的关系(交往)，而在内部的联系。”(布罗茨基主编《俄国文学史》下册)是的，《安娜·卡列尼娜》的艺术结构，无论在人物的分类、场景的配置等都采用了对比手法，即将庄园生活的质朴同城市生活的虚伪，作了鲜明的对比描述。这正好反映了作者对当时俄国社会生活的认识与评价。
俄国还有一位杰出作家契珂夫，对自己的《我的朋友们的生活故事》的结构形式，曾经这样说过：“……我把它写成许多各自成篇的故事的形式，由情节、思想、人物等的共同性而互相紧密结合起来。每一篇故事都有一个单独的标题，不要以为这个长篇小说，是由许多小块凑成的。不，它是真正的长篇小说，是一个整体，其中每个人物都跟整个小说血肉相联，不能缺少。”(《契珂夫论文学》中《写给阿·谢·苏沃陵》)
俄国优秀的讽刺文学作家果戈理，在《作者的自由》里对此提出了更为明确的看法。他说：“结构必须紧扣一切人物，而不是一个或两个，必须接触到多多少少激动着一切登场人物的东西，每个人在这儿都是主人公。”(见《文学的战斗传统》)
现在，我们来看吴敬梓《儒林外史》的艺术结构，正像是上述理论的最好实践。它就是“紧扣”作品中的“一切人物”，“接触到”作品中的所有情节。由此可见，《儒林外史》的结构艺术的确值得珍视。
其二，那么，《儒林外史》的结构，究竟好在哪里呢?
如果回顾一下我国若干史书的体例，我们就会看到，《儒林外史》的结构艺术，正是《史记》、《汉书》式的结构，是“列传”的放大。具体地说，它的成就主要有三：
第一，全书五十六回(解放后通行本均为五十五回)，浑然一体。以“楔子”敷陈创作“大义”，塑造“名流”王冕，以“隐括”小说的全文，又用最后的“幽榜”(有人认为原作第五十六回，并非伪作)，以回映“楔子”，结束全书，结构十分严整，处处显示其匠心独运。
第二，虽然没有一个主角贯串全书，但众多人物仍然互为联系，众多情节配置得宜。看来，吴敬梓撰写《儒林外史》这部长篇，其创作目标似乎不是企图塑造一、二个主角，并由他们去让人们经历主角所生活过的家庭和社会环境，让读者从主角的成长史中去认识社会、认识生活，而是由作者直接引导读者从《儒林外史》中去视察与探索他所认识的社会黑暗与社会理想。整部小说的结构，就是在以同士人有关的科举、礼教为中心，以广泛指摘封建末世社会黑暗为主题的指导下，展开全书情节的。因此，它是有着紧密的“内部的联系”，无疑是一部“真正的长篇小说”。
第三，精心安排了不同人物的登场与退场的方式。书中那许多巧妙安排，不免令人看得眼花缭乱：有的同气相求，有的趋附拉拢(前者如范进，后者如张师陆);有的是闲闲引出，有的又是突然闯进(如杨执中与张俊民);有的无意邂逅，臭味相投，有的故意作合，投其所好(如匡超人与季苇萧);有的是帮助亲友处断家庭纠纷而出场，有的则是见义勇为、替人消灾而登台(前者如王德、王仁，后者如鲍文卿)等等。对于作者理想人物的出场，则更是特意安排，苦心经营，先声夺人。庄绍光的出场和萧云仙的退场等，都是或由正面人物先予介绍、事后追念，或由反面人物引而出动，给予巧妙的侧面烘托。
总之，《儒林外史》并非用了一二个主角的经历去反映某一历史阶段的社会现实，而是塑造了众多人物形象，来共同完成反映一定社会现实的任务。它的艺术结构，当然要以此为准则，为自己的总目标服务，并使书中的每个人物都能充分展示自己的性格。故而，对每个人物的出场与退场，都作了精心设计，使其有助于总体任务的圆满完成。
由上可以断言，《儒林外史》这部巨著的结构，在外表看，似乎是松散的，但内在的逻辑联系(包括思想)，却是十分严整。正如闲斋老人在《儒林外史·序》文中所说：
其书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有心艳功名富贵而媚天下人者; 有依仗功名富贵而骄人傲人者; 有假托无意功名富贵，而自以为高，被人看破耻笑者; 终乃以辞却功名宝贵、品地最上一层，为中流砥柱。
吴敬梓是综合了历代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的一些特点，经过苦心孤诣的经营，创造了一种崭新的独特的小说结构形式，以适应自己所要表达的特定和特殊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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