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躺下来，取下他们白天戴的面具，结算这一天总账。他们打开了自己的内心，打开了自己的“灵魂的一隅”，那个隐秘的角落。他们悔恨，悲泣，为了这一天的浪费，为了这一天的损失，为了这一天的痛苦生活。--《家》
题首的这段话，选自巴金的作品《家》。《家》是巴金代表作“激流三部曲”中的首篇，在这部作品中，巴金深刻揭露了封建地主阶级的腐朽堕落和封建礼教的虚伪残酷，用同情与悲愤、无奈和激昂，讲述了一个经历新革命时期的封建大家庭，从昌盛最终走向了崩溃，而来自于那个大家庭之中的觉新、觉民、觉慧三兄弟的种种经历遭遇和思想碰撞，时至今日依然让人记忆犹新。
其实熟悉巴金的读者都知道，他不仅热衷于文学创作，更是因为“五四”的影响，学习和接受过很多新的思想和文化教育，因此更是激发了他对于新文学的浓厚兴趣，他坚持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的政治要求和为被侮辱与被损害者呼号的现实主义的艺术原则，把新文学创作推向新的水平。
巴金老人的一生，都在以自己的言论和艺术创作热情地参与中国现代文化建设，可以说，他为扩大现代文学的影响，做出了不可替代的卓越贡献。然而在他的人生之中，却有一大憾事，然他每每谈起都遗憾落泪，那就是在他有生之年，未能有效地帮助他的两个哥哥，他曾提起两位哥哥都是因为钱而死，然而当他有钱了，却再也没有机会去帮助两位挚爱的哥哥。
而这两位哥哥，以及巴金本人，其实就是《家》中觉新、觉民、觉慧的原型--大哥李尧枚，三哥李尧林，还有他自己。
从一个长期被忽略的角度解读巴金
巴金姓李，名尧棠，字莆甘，本是生于一个官僚封建地主家庭，在当时也是一个世族大家，到了巴金这一辈，已经历经了五代人，巴金出生于家族最兴旺鼎盛之时，三代同堂，他曾在《我的幼年》中提过:“家庭里，有将近二十个是我的长辈，有三十个以上的兄弟姊妹，有四五十个男女仆人。”
然而巴金在这样一个封建守旧的大家庭中，就像一个“异类”，更是一个“叛逆者”，就如同《家》中觉慧的真实写照。他想要学习新文化新思想，想要找到一个突破口，可是在当时的大时代背景之下，这有怎是易事?他的“格格不入”终是让他的抱负得以实现，然而这个过程离不开两个哥哥的支撑和支持。
可是，难道觉新和觉民就没有一颗“叛逆”的心，不想寻求新的突破吗?其实并不是，只是在那样的一种境况之下，他们只能去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一个是担负着整个家庭的重担、做大哥的人;一个是继大哥之后、殚精竭虑撑起这个家的人，觉慧敢于同这个时代抗争，巴金也之所以能够成为巴金，又何尝不是因为有了两个哥哥的负重前行?
“无名者”并不一定是无名之辈，越是默默无闻的人，心底的呐喊声可能越加震撼。
他们的妥协与迁就，渗透了太多的心酸与无奈，“懦弱”有时候比“抗争”更需要勇气，那是一种肩抗家族、身负重担的责任感，也是一种放弃自身理想、只能顺应形势的无力感。
《巴金的两个哥哥》其实先后出版过几个版本，收录了关于巴金本人、巴金家人，以及一些至交好友的各类纪念文章。随着近十年来又逐渐发现的四十年代的怀念杂文和其他史料，再加上黄裳先生等又写出了新的回忆文章，四川文艺出版社将之集大成，增补校订，定名为《棠棣之华》。这一版，可以说是目前最为全面一个版本。
《棠棣之华》出于《诗经·小雅·常棣》:“常棣之华，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这里“常”意通“棠”，“棣”读音“弟”,“韡”读音“伟”，形容茂盛，用以赞美骨肉兄弟情。
《棠棣之华:巴金的两位哥哥》也正是是从巴金的大哥李尧枚和三哥李尧林的角度来进行分析和解读，从一个家庭之中、相似背景之下的三种不同命运和人生，来从新认识巴金老人。
爱的最深的人--“作揖哲学”、“无抵抗主义”的矛盾人生
巴金曾说，大哥是他爱的最深的人。他是《家》中觉新的原型，遗憾的是他并没有像觉新一样活了下来。想到大哥的死，巴金与侄子李致在谈话中曾两次失声痛哭。
大哥李尧枚其实是最先将新文化引入大家庭的人，甚至经常买来《新青年》和《每周评论》阅读并带领弟弟们热烈讨论，是弟弟们对于新文化的启蒙者。李尧枚一直是个成就优良的学生，四年课程修满毕业的时候他又名列第一，他喜欢化学，希望能够去上海或者北京的有名的大学里读书深造，将来还要去德国留学……
然而这一切只是他的美好幻想，他在幻想这些的时候，忘了自己还有一个摆脱不了又不能丢下不管的身份--“承重孙”。他要支撑一大家子的生活，他要负担两个弟弟出国留学的费用，他要放弃学业娶妻生子……他要做的太多太多，却没有什么是为自己而做。
李尧枚的担子太重，一个家族都被他抗于肩上，可他偏偏又是一个有着进步思想的“作揖哲学”和“无抵抗主义”者，巴金曾在《做大哥的人》中这样说道:“他一方面信服新的理论，一方面依旧顺应旧的环境生活下去。”于是，在那样矛盾重重的环境之下，大哥变成了一个有双重人格的人:一会儿是旧家庭暮气十足的少爷，跟弟弟谈话时又是一个新青年了。
为了维持生计、振兴家业，李尧枚卖了田去做投机生意却在一场大病之后，发现钱已经损失了一大半，那时的李尧枚因为各种矛盾的环境和心理换上了精神疾病，他在发病之时将所有票据撕碎倒掉，于是，这个家彻底走向破产。
绝望之下，李尧枚想到了死，可是他并不想死更不愿死，他在犹豫挣扎之间，三次写了遗书又三次毁了它，最后终是在第四次喝毒药自杀了，抛下了风雨飘摇中的一大家子，和独自带着几个孩子的妻子。
觉新没有死，可是李尧枚却终是走上了不归路。
这就是巴金的大哥，与巴金棠棣情深的大哥，带着他走进新文化的大哥，肩负整个家族却依然支持他去留学的大哥，最后却因破产而死去的大哥……
李尧枚在世的时候，经常和巴金通信，从他的来信中，透露着兄弟之间的手足情深，还有李尧枚那颗宽厚仁慈的心。
他曾在信中这样对巴金说:“弟弟，你对现代社会失之过冷，我对于现代社会失之过热，所以我们俩都不是合于现代社会的。现代社会所需要的是虚伪的心情，无价的黄金，这两项都是我俩所不要的，不喜的。我俩的外表各是各的，但是志向却是同的。但是，我俩究竟如何呢?其实呢，我两个没娘没老子的孩子，各秉着他父母给他的一点良心，向前乱碰罢了。”
最关心他的人--资质不在巴金之下，却必须肩负起家庭重担
巴金的三哥李尧林当初在大哥的支持下，和巴金一起外出求学，离开了这个旧式的大家庭，漂泊异乡寻求新的文化和思想，他有才华，有理想，却不得不在大哥去世以后，舍弃这一切，代替大哥接下这个十几口人的大家庭的养家重担，最后积劳成疾患上了肋膜炎，不幸英年早逝。
李尧林在巴金的成长过程中，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巴金曾在《我的哥哥李尧林》一文中曾写到:
在我的童年，在我的少年，甚至青年时期的一部分;我和哥哥尧林总是在一起;我们冒着风雪在泥泞的路上并肩前进的情景还不曾在我眼前消失……他比我年长一岁有余，性情开朗，乐观。有些事还是他带头先走，我跟上去。例如去上海念书这个主意就是他想出来，也是他向大哥提出来的，我当时还没有这个打算。离家后，一路上都是他照顾我，先在上海，后去南京……
李尧林有着自己理想，更有着想要去完成的事业，他是一个教育家、翻译家，他在天津南开中学的开放教学，启发了学生的学习思路，正因如此，他的学生们每每提及这位老师，都是心怀感念，他们之中有中科院院士申泮文、叶笃正，作家黄裳，剧作家黄宗江，比较文学家周珏良，出版家邢方群等等。李尧林还曾以“李林”的笔名从事过翻译的工作，译著有冈察洛夫的《悬崖》，以及《月球旅行》《战争》《无名岛》等。
在学生们的眼中，李先生的教学法也活泼多样，很能引起学生的兴趣，为人又温文尔雅，平易近人，他爱好广泛，滑冰也很厉害，每次在冰上他那悠然自得的姿态，都让人十分惊叹。
可是，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一个教师，一个君子，却最终连尸骨到了何处竟也无处追寻。大哥为这个家庭牺牲了太多，三哥又何尝不是?大哥离世之后，三哥主动承担起了这个家中的生计，原本在天津南开中学做教员的收入本是很可观，可是为了支撑一家老小的花销，也越来越捉襟见肘。
他放弃了自己的理想，打破了自己建立小家庭的美梦，当兄弟两个人都接到家里大哥去世的电报，知道必须有人去负担这个家的时候，巴金曾表示不愿意为家庭放弃自己的主张，是三哥李尧林义无反顾地默默承担了所有。
1945年，患病的李尧林只在医院坚持了七天便离开了人世，去世前，他似乎有着太多想说而没说完的话，只留下一声叹息。
巴金曾说:“我们三兄弟跟觉新、觉民、觉慧一样，有三个不同的性格，因此也有三种不同的结局”。那个在他笔下的旧社会封建制度的大家庭，犹如一片孤寂的沙漠，可是三个兄弟之间的棠棣之华，确实如同沙漠之中的绿洲。
社会越来越现实，人情越来越淡薄，所以在读到大哥给巴金的那些信的时候，不禁被他们的真情所震撼。没有能够有效地帮助到两位哥哥，一直是巴金老人的遗憾，不过相信两位哥哥的人品、才华和学识，可以通过《棠棣之华:巴金的两位哥哥》被更多人看到，也会让他深感安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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