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泰二年，上天竺广慧法师筑退居于寺门桥南，名之曰“复庵”。后负白云峰，前直狮子、乳窦二峰，带以清溪，环以美箭、嘉木。凡屋七十余间。寝有室，讲有堂，中则为殿，以奉西方像设。殿前辟大池，两序列馆，以处四方学者。炊爨渥浴，皆有其所。床敷巾缽，云布鳞次。又以为传授讲习梵呗之勒，宜有游息之地，以休其暇日，则又作围亭流泉，以与学者共之。
既成，命其弟子了怀，走山阴镜湖上，从予求文，以记岁月。予告之曰：“进而忘退，行而忘居，知趍前而昧于后者，士大夫之通患也。故朝廷于士之告归，每优礼之。而又命有司察，其尤不知止，以励名节而厚风俗。士犹有不能决然退者，又况物外道人?初不践是非毁誉之途，名山大众，以说法为职业，愈老而愈尊，愈久而人愈归之。虽一坐数十夏，何不可者? 如法师道遇三朝，名盖万衲。自绍熙至嘉泰，十余年间，诏书褒录，如日丽天。学者归仰，如泉赴壑。非有议其后者，而法师慨然为退居之举。倾竭囊装，无所顾惜。虽然，以予观之，师非独视天竺之众，不啻弊屣。加以岁年，功成行著，遂为西方之归，则复庵又为弊屣也。死生去来无常，予老甚矣，安知不先在宝池中俟师之归，语今日作记事，相与一笑乎?”
开禧元年三月三日记。
上天竺、中天竺，下天竺三大寺庙统称三天竺。位于杭州灵隐寺飞来峰北麓，是过去钱塘庙会最热闹的去处，为西湖游览胜地。其中下天竺创建于东晋咸和五年 (330)，南宋时，为五大名寺之一。寺殿建筑富丽堂皇，有僧900余人。中天竺距下天竺一里许，乾隆下江南时曾赐此寺为“法镜寺”。上天竺距中天竺约二里，五代吴越时所建，初名天竺看经院。相传僧道翊结庐于此时，见一奇木夜间发光，请人刻成观音像，祷雨应灵，后改名为灵感观音院。复庵位于上天竺寺桥南，是广慧法师所建筑的退居，陆游作记时，正当初建而最盛时。
文章开头交代复庵来历以及整体布局。复庵于嘉泰二年 (1202) 建造，是上天竺广慧法师为自己建造的退居，位于寺门桥南。复庵背靠白云峰，门对狮子、乳窦二高峰，清溪如带，围绕其间。四周佳木葱笼，环境清幽，景色秀丽，庵内共有七十多间房屋，内有卧室、讲堂，中间是佛殿，供奉西方如来等诸佛像，佛殿前是大池塘，厢房排列两旁，是安置四面八方来此求学之士、僧。房内巾、钵等饮食、漱洗器具设备，一应俱全。此外尚有供佛学弟子假日游览休憩的亭台流泉……作者将全庵格局从外到内叙述得井井有条，总体印象是好一座幽静的退居，好一处佛学修炼之所。法师建造复庵，当与天下佛门学子共享这清幽的境界。
退居筑成以后，广慧法师就派他的弟子了怀和尚，来到绍兴镜湖畔请大诗人陆游撰写复庵记文，引发了诗人一番议论。世人往往只知前进而忘后退，只知赶路而忘住宿，只知快步向前，而不知回头看看退路，而这更是士大夫的通病。因此朝廷对于自愿告老还乡的做官人，往往给他们以优厚的待遇，并且又叫有关部门的官吏监察他们的行动，可是他们虽退居在家，却仍不知止息，总希望发扬自己的名誉节操，以促世风之淳朴。士大夫之流尚且如此不愿断然急流勇退，更何况超然物外的道者呢! 他们当初就看破红尘，任何是非褒贬，与他们毫不相干! 他们居名山而建佛寺，广聚信徒而说法讲学，愈老愈受人尊敬，行道愈久远，皈依的人也愈多。虽然一坐蒲团几十年，有什么不可呢? 对他们来说，本来就无所谓退，也无所谓不退。象广慧法师这样行道历经三朝，声誉远播，在僧道中首屈一指。自绍熙至嘉泰十几年，多次受到皇帝亲发诏书表彰。他的事业兴旺发达正如丽日当空，阳光灿烂，深受四方学子敬仰，远近归附如百川归海。有如此德行的法师，当然从来没有也不会有人谈论他的退与不退。然而广慧法师却非常慷慨洒脱地建筑退居，拿出自己多年之私囊积蓄，倾其所有，毫不顾惜。文章边叙边议地从士大夫的名“退”而实不退，谈到僧道本可以无所谓退与不退，进而讲到法师筑退居的壮举，从广慧法师的道行、功德讲到其慨然退居，将法师的勇退与士大夫的不退作一鲜明比照，竭力颂扬广慧法师的人格品性。作者由记居推及筑居的人，二者兼美，从中亦抒发了身为士大夫，对自我之命运坎坷、遭遇不平之感叹! 紧接数语颇有深意：“以予观之，师非独视天竺之众，不啻弊屣，加以岁年，功成行著，遂为西方之归，则复庵又为弊屣也。”作者认为，法师筑退居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天竺的僧徒，而是似退非退，好比穿着一双破旧的草鞋仍在继续不停地赶路，筑退居也就并非真正休退，而是在继续修炼德行。如此下去，一旦功德圆满，恐怕此复庵又成为法师的一双走向人生终点的破草鞋。最后以谈笑诙谐的笔法作结，文笔幽默而富有理趣! 叙自己亦是似退非退，一旦早丧，在那法池中等待法师来归而已。
严羽 《沧浪诗话：》：“本朝人尚理”。正如宋诗出现议论化倾向一样，利用游记进行说理正是宋代游记的一大特色。本文为复庵作记，也是在记叙基础上以议论作结。文章先从介绍它的来历及其总体布局开始，接着由庵及人，夹叙夹议，以士大夫作对比，赞扬法师的德行善举，说明仕林“退”之难，法师“退”之明。最后以通俗的比喻，形象地点出复庵的作用，实为继续修炼之场所，由人及己地抒发了作者对人生社会的无限感慨。作者一心爱国，一生追求抗金复国，然而始终不被南宋朝廷信任，终身不能如愿，及老被迫退休而壮心不已，临终还要嘱儿：“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真可谓一生也没有退过一天。如此为国忧为民愁的耿耿忠心，真“如日丽天”。然而这又有何用?在一心只求苟且偷安的南宋小朝廷统治下，只不过是脚着“弊屣”，走向死亡而已。这篇散文恰恰是作者思想的曲折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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