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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商隐《寿安公主出降》鉴赏、赏析和解读

2023-01-02 20:58:46

  李商隐《寿安公主出降》鉴赏、赏析和解读

  妫水闻贞媛,常山索锐师。

  昔忧迷帝力,今分送王姬。

  事等和强虏,思殊睦本枝。

  四郊多垒在,此礼恐无时。

  据新旧 《唐书》记载,割据一方的成德镇自李惟岳以来,便擅用武力、财权,以抗拒朝廷。至王庭凑时,更是专横跋扈、凶悖肆毒,威胁皇室。王庭凑死后,其次子王元逵袭成德军节度使之职。一反前人所为,王元逵却拿出恭顺朝廷的姿态,不仅颇识礼法,且能每岁向朝廷献贡纳赋,因而得到文宗皇帝的赏识。开成二年(837)六月,文宗皇帝亲自下诏,将绛王李悟之女寿安公主下嫁给王元逵。李商隐的这首诗,便是针对此事,公开发表了自己的政治见解。诗题中的“出降(jiang)”便是下嫁之意。

  “妫水闻贞媛,常山索锐师。”前句用 《尚书·尧典》: “帝曰:‘有鳏在下,曰虞舜。’……帝曰:‘戒其试哉,女于时,欢厥刑于二女。’釐降(下嫁)二女于妫汭,嫔于虞” 的典故,意思是说,帝尧将让位于虞舜,于是先将二女下嫁给虞舜,以欢其法度如何。“贞媛”:本指尧之二女,这里指代寿安公主。诗人将文宗皇帝下嫁寿安公主于王元逵比作尧嫁二女于虞舜,其中已暗含了强烈的讽刺意味。“常山”: 常山郡,即恒州恒山郡,因避穆宗讳而更名,这里是成德军节度使的治所。“索”: 这里是尽的意思。此句言兵强将广的王元逵,尽礼来聘。《新唐书》 本传载:“元逵遣人纳聘阙下,进千盘食、良马、主妆泽奁具、奴婢,仪者嘉其恭。”诗人殆指此事。诗歌的首联,便以单刀直入的手法,在点明史实的同时,又暗含了批评与讽刺的情绪。

  “昔忧迷帝力,今分送王姬。”“帝力”,典出汉代张敖。张敖娶汉高祖刘邦长女鲁元公主为妻。一次刘邦到张敖处赴宴,张敖尽子婿之礼,然而刘邦却表现出傲慢的神态。张敖手下的人十分不满,欲杀刘邦,张敖说:“先王亡国,赖皇帝得复国,德流子孙,秋毫皆帝力也。”(《汉书· 张耳陈余传》)是赞颂汉高刘邦治理天下的德能。但诗人在这里用“昔忧迷帝力”,就显然是说王元逵之父王廷凑昔日不知恩德,抗拒朝廷,而朝廷不能制之的史实。“今分送王姬”的“分”,读去声,意谓理应如此、是分内之事。“送王姬”,即指下嫁寿安公主。这两句是以强烈的对比手法,对文宗皇帝的行为作了讽刺。昔日王廷凑凶悖肆毒,抗拒朝廷,而今天皇帝反倒以分内之事,主动将寿安公主送给王元逵。这就在讽刺朝廷软弱无能的同时,也暗示出皇帝的一种畏惧心理。从中可以看出,诗人内心的情感是深痛不平的。

  “事等和强虏,恩殊睦本枝。”“等”,等同。“和”,可以有两层含义,一是和亲,古代帝王将公主或嫔妃嫁给邻国,以示世代友好,和睦相处;一是讲和,和好。“强虏”,势力强大的敌寇。这句是说,朝廷将寿安公主下嫁给王元逵这件事,就无异于同敌寇和亲或友善。“恩殊”,不同寻常的恩典礼遇。睦本枝”,是说文宗皇帝象是对待皇族成员一样,来对待王元逵,同他竟是如此和睦亲善。如果说前四句还带有些许的委婉之态的话,那么这两句就更为锋芒毕露,而直斥文宗皇帝了。

  末二句 “四郊多垒在,此礼恐无时”,是诗歌的结句,也是全诗的主旨所在。“四郊”,犹言四方。“垒”,这里指割据一方的方镇。这两句是说,当今国内方镇林立,朝廷用这种下嫁公主的方法与礼遇,恐怕是不合时宜的。如此众多的方镇,朝廷又能笼络得住几个呢?

  徐树榖说这首诗:“元逵虽改父风,然据镇输诚,不能束身归国,文宗降以宗女,终有辱国之耻。义山愤王室不振,而诸道效尤也。” (冯浩《玉溪生诗集笺注》卷一注引) 张采田在《玉溪生年谱会笺》 卷一中也说:“然河朔故事,相沿已久,元逵据镇输诚,虽降以宗女,事等羁縻,又何足道?诗愤朝廷姑息,语特正大。纪晓岚讥其立言无体,岂诗人必作谀词,始为得体哉?”这些评论不无道理。关于李商隐的这首诗,有几点值得注意: 第一,方镇割据,是中晚唐时期严重的社会问题,尽管唐王朝也曾为削藩做出过不少努力,但收效甚微。李商隐在诗中直言不讳地表明对待方镇的态度,除了说明他具有敏锐的政治观察力外,还表现出他对国之安危的担心。第二,关于如何对待方镇的问题,正是当时牛李党争中重要的分歧之一。李商隐不畏风险,不仅公开反对姑息的政策,甚至直斥文宗皇帝,的确表现出了惊人的胆识与魄力。因而这首诗在李商隐的政治诗中,就如同他在这一时期所写的《有感》、《重有感》、《行次西郊作一百韵》等诗的地位,是同等重要的。第三,这首诗的政治观点是否完全正确,还需要根据当时的历史作具体的分析。史称文宗皇帝励精图治,去奢从俭,抑制宦官。虽不乏溢美,但拨乱之心还是有的。他采取这种缓和的策略安抚方镇,也许出自全局的考虑,以缓解尖锐的矛盾,更何况王元逵已经明确表现出了恭顺之态。《新唐书· 王元逵传》载:“其后刘稹叛,武宗诏元逵为北面招讨使。诏下,即日师引道,拔宣务壁,破援军尧山,攻邢州降之,累迁检校司徒、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稹平,加兼太子太师,封太原郡公,食实封户二百,进至兼太傅。大中八年死,年四十三,赠太师,谥曰忠。”王元逵后来的确为李唐王朝出力不少。可见李商隐毕竟还只是一位敏感的诗人,而不是一位有卓识远见的政治家。因而对此还必须作为一个历史问题进一步的研究。

  李商隐的大部分诗歌,是以隐晦、委婉为特征的,但这首诗却带有直率、突兀的风格,使人感觉到诗人那不可遏止的义愤如山洪暴发,一泻而下。诗歌的气势与诗人的情感正相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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