滁州之西南，泉水之涯，欧阳公作卅之二年，构亭曰丰乐。自为记，以见其名之意。既又直丰乐之东几百步，得山之高，构亭曰醒心，使巩记。
凡公与州之宾客者游焉，则必即丰乐以余。或醉且劳矣，则必即醒心而望，以见夫群山之相环，云烟之相滋，旷野之无穷，草树众而泉石嘉，使目新乎其所睹，耳新乎其所闻，则其心洒然而醒，更使久而忘归也。故即其事之所以然而为名，取韩子退之 《北湖》 之诗云。噫! 其可谓善取乐于山泉之间矣。虽然，公之乐，吾能言之： 吾君优游而无为于上，吾民给足而无憾于下。天下之学者，皆为材且良。夷狄禽兽草木之生者，皆得其宜。公乐也。一山之隅，一泉之旁，岂公乐哉? 乃公所以寄意于此也。若公之贤，韩子没数百年而始有之。今同游之宾客，尚未知公难遇也。后千百年，有慕公之为人，而览公之迹，思欲见之，有不可及之叹，然后知之难遇也。则凡同游于此者，其可不喜且幸欤? 而巩也，又得以文辞，托名于公文之次，且又不喜且幸欤?
欧阳修于1046年贬官安徽滁州时，曾在琅琊山中修筑了著名的醉翁亭，接着又在毗连琅琊的西丰山麓，修筑了丰乐亭和醒心亭。欧公自撰《醉翁亭记》和《丰乐亭记》，后并由苏轼手书碑刻。这两通宝贵的宋碑今日妥善保存于二亭中。
筑于丰乐亭东数百步“得山之高”的醒心亭，欧阳修未亲自作记，而委托了门生曾巩。史载，曾巩始冠游太学，欧阳公一见而奇之。欧阳修对曾巩的文才非常赏识。曾说“过吾门者百千人，独于得生为喜。” (曾巩《上欧阳学士第二书》) 宋兴八十余年，文章赫然特起为天下宗师的欧公是曾巩的老师、知己。以文词托名于欧公之次，确实是喜且幸但也不能不算是一项十分艰难的任务。
“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有大笔如椽淋漓挥洒的欧公两记在前，曾巩续作《醒心亭记》不独出心裁另辟蹊径显然不行。曾巩的记，巧妙地避开正面记叙筑亭过程和周围风景的写法，而是轻骑迂回，在“洒然而醒”于清新的山水林树间的深层心曲上开掘，大做文章。
文章首段略叙醒心亭的地理位置和受欧公之托作记的经过，二段立即撇开，直探主题。“则必即醒心而望……”一长句，记叙、描写、议论结合，起于醒心而结于醒心，逼出回答“醒心”的来历和含义。欧阳修给新筑山亭命名的“醒心”二字，取于韩愈的《北湖》诗。该诗是首颇具哲理的五绝：
“闻说游湖棹，寻当到此回。应留醒心处，准拟醉时来。”
醒心亭就象韩愈的北湖。醒心也者，远非群山、云烟、旷野、草树、泉石等等清新的自然景观使人“洒然而醒”的“醒”所可包括，这样的感发和这样的理解虽都是自然的，但怕还停留在浅层次上。韩愈、欧阳修和曾巩所说的“醒心”，简直是一种警觉、猛省和勒马迷津、歧途知返的忏悔! 意义如此重大，所指究竟为何?
欧阳修由于为范仲淹说了几句公道话，迭遭贬官以来，内心不能没有苦闷。他曾纵情诗酒，陶醉于“朝醒暮醉兮，无有四时”(《醉翁吟并序》)的意识与痛苦两皆安息的境地，然而“有心不能以无情兮”，麻醉以后的清醒更为痛苦! 他怎么能忘怀了《醒心亭记》第二段中所描述的“吾君优游而无为于上，吾民给足而无憾于下，天下之学者，皆为材且良，夷狄鸟兽草木之生者，皆得其宜”的政治理想。高翔鸿鹄的广阔胸怀哪甘心恬恬于燕雀生涯乃至酒囊饭袋的庸碌?他每每对自己痛加鞭策：“山花徒能笑，不解与我言。惟有岩风来，吹我还醒然。”(《题滁州醉翁亭记》) 诗末句的“醒”和《醒心亭记》的“醒”完全一致，记录着在痛苦矛盾中一个孤独心灵的挣扎和奋起。
《醒心亭记》代欧公说法，“一山之隅，一泉之旁，岂公乐哉?乃公所以寄意于此也。”欧阳修所希冀的欢乐乃是上下四方，甚至包括鸟兽草木在内的共同巨大欢乐，这该是何等胸襟和抱负! 这才是欧公“醒心”时真正的欢乐。名篇《醉翁亭记》、《丰乐亭记》等记录了欧阳修与滁人同欢的热烈群众场面，但是否已经达到了“醒心”之欢，浑然与溟__同科的标准?恐怕还未必。
曾巩深得老师的隐曲。文末说“则凡同游于此者，其可不喜且幸欤?”是的，他在细细倾听品味老师心灵的声音、“喜且幸”地与老师同游之时，也“喜且幸”地听到了自己心弦的共鸣。《醒心亭记》不失“唐宋八大家”的气象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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