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斯〕 萨迪

　　我听说有一个英俊的少年，

　　带着美丽的情人一起坐船;

　　他们在途中遇见惊涛骇浪，

　　把两人一起卷到茫茫海上。

　　船夫伸手搭救那可爱少年，

　　想把他救出水乡里的墓园;

　　那少年虽然已经奄奄一息，

　　仍喊着说：“我的爱人在哪里!

　　你快去救她，救她，救她!”

　　临死之前他喊出最后一句话：

　　“谁在患难中把他的情人抛弃，

　　千万不要相信他的甜言蜜语。”

　　一对可怜情人终于同时灭顶;

　　萨迪所说的话你要牢记在心，

　　因为他深深懂得爱情的深意，

　　像是巴格达人精通阿拉伯语。

　　假如你对他深爱，对他钟情，

　　对世间的一切就应闭上眼睛。

　　假如蕾拉和玛依农重回大地，

　　也将从我这卷书里得到教益。

　　(水建馥 译)

　　《爱情的深意》，是中古波斯著名诗人萨迪代表作《蔷薇园》中的名篇，题目是后加的。

　　萨迪(1208～1292)，原名穆沙里弗——鸟丁·本·穆斯利——乌丁;一般称为赛义福·穆斯里弗丁·萨迪·设刺兹，是波斯诗坛上三位诗人先知之一。幼年丧失双亲，受人资助，得以学习。考入伊斯兰教最高学府尼札米亚学院，因异族入侵而辍学，离开巴格达，开始了连续30年的漫长流浪生活。他的足迹遍及欧、亚、非三大洲，尝尽了辛酸苦难。他深刻认识到：社会的黑暗、人民的苦难，完全是封建暴君造成的。1256年，返回故乡，创作《果园》(1257)和《蔷薇园》(1258)。

　　他的诗歌创作有着明确的写作目的：教育后人。萨迪认为：一个人的一生可分为两个阶段：第1阶段，应努力探索，尽情体验，有时也会犯错误;第2阶段，应总结自己的经验和教训，留给后代。诗人在《果园》的《序诗·写书缘起》中说：“我自忖游子从埃及都带回砂糖，/作为礼物，献给亲友品尝。/我虽没带回砂糖馈赠亲朋友人，/但甘言如始，比砂糖还甜三分。/这并非供人食用的砂糖，/是糖样的语言，诗人写在纸上。/我营造了这座幸福的殿堂，/旨在育人，它有十扇门儿开敞。”(张鸿年译)萨迪想用诗的语言宣传人生的哲理，对人们进行道德的规劝。他说：“我用美丽词彩的长线串着箴言的明珠，我用欢笑的蜜糖调着忠言的苦药，免得枯燥无味，使人错过了从中获益的机会。”他的诗歌，都是这样的“箴言的明珠”，包着蜜糖的苦药。

　　1258年的春天，一个老朋友来访问诗人。他们曾在一个朋友的花园里欢度一夜，第二天旭日东升时，他的朋友把衣襟上插满蔷薇花，向他告别，准备上路。萨迪对朋友说：“你难道不知道这些花是不能永远开放的?圣人说过：易变的东西不值得去留恋。”“那我怎么办才好呢?”“为了娱悦读者，并为了安慰一切爱好蔷薇的人，我将写一本《蔷薇园》的书，其中的花朵将不会被秋风吹落，时间的循环也不会将快乐的春天转变为凄凉的秋天。”于是，那朋友立刻取下来自己衣襟上的蔷薇花，系在萨迪的衣襟上，并说：“你这心胸广阔的人啊，完成你的诺言吧。”送走了朋友，诗人开始创作《蔷薇园》的第1章。在这一年里，他完成了这部著名诗集。全诗其中共有8章：论帝王言行、论僧侣言行、论知足常乐、论寡言、论青春与爱情，论老年昏愚、论教育的功效、论交往之道。这些诗章，像开不败的蔷薇花，永远香气扑鼻，沁人心肺。

　　《爱情的深意》，是颂扬海枯石烂的爱情理想的名篇。诗人通过一对年轻恋人遇险的悲剧情节，赞颂了赤诚忠贞的爱情，表现了男女平等，纯真专一的爱情婚姻理想。

　　诗人写道：“我听说有一个英俊的少年，/带着美丽的情人一起坐船，/他们在途中遇见惊涛骇浪，/把两人一起卷到茫茫海上。”在这生死攸关的关键时刻，那英俊少年想的不是自己的安危，而是他心爱的女人：“船夫伸手搭救那可爱少年，/想把他救出水乡里的墓园;/那少年虽然已经奄奄一息，/仍喊着说：‘我的爱人在哪里? 你快去救她，救她，救她!’”这一言行同当时男尊女卑的传统习俗，大有经庭。在中古波斯，妇女的地位是低下的、悲惨的。男人和女人、丈夫和妻子之间，毫无平等的关系，更谈不上纯真的爱情。然而，诗人笔下的可爱少年，却宁可牺牲自己也要救出自己的情人，而且在“临死前喊出最后一句话：“谁要在患难之中把他的情人抛弃，千万不要相信他的甜言蜜语。’”这，反映了英俊少年尊重妇女、男女平等、纯洁专一的爱情理想。

　　在萨迪生活的时代，由于伊斯兰教的影响，重男轻女、尊夫贼妇的观念，根深蒂固，普遍存在。当时，伊斯兰社会的传统，如《天方典礼》中所说：“圣人曰：妇专敬以致夫爱，夫爱犹主爱，夫恶犹主恶”，“真主以已之爱恶寓于丈夫爱恶之间”;“圣人曰：父母疾，不命不往视，父母丧，不命不往吊”，“情莫重于父母，事莫大于丧疾，非夫命，且不往视吊，况下此者乎?!”(《妇女》篇)在妻子面前，丈夫就是真主的化身。因而，妻子对丈夫，必须唯命是从，看丈夫的眼神行事，不敢违抗。同时，在穆斯林中，还存在着一夫多妻的习俗，男人对女人根本就没有专一坚贞的爱情。《古兰经》中规定：“你们可以择娶你们爱悦的女人，各娶两妻、三妻、四妻;如果你们恐怕不能公平地待遇她们，那末，你们只可以各娶一妻，或以女奴为满足。”(第4章，《妇女》〔3〕)

　　在男女之间极不平等，丈夫可以任意摧残妻子的时代，诗人着力宣扬：男人对女人应有真挚、平等、专一的爱情。在对英俊少年的爱情讴歌中，不仅显示了诗人先进的爱情理想，而且反映了诗人对被压迫妇女的深厚同情。因而，诗人说：“假如蕾拉和马依农(像我国的梁山伯和祝英台——引者)重回大地，也将从我这卷书里得到教益。”

　　但是，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在诗人高尚的爱情见解中，也表现了时代的局限性。“假如你对他钟情，对世间的一切就应闭上眼睛”，在这里，含有以自我为中心的、爱情至上的因素。当然，诗人毕竟生活于700多年前，对这方面的瑕疵，我们不应苛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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