癸卯岁，漫叟授道州刺史。道州旧四万余户，经贼已来，不满四千，大半不胜赋税。到官未五十日，承诸使征求符牒二百余封，皆曰：“失其限者，罪至贬削。”於戏!若悉应其命，则州县破乱，刺史欲焉逃罪;若不应命，又即获罪戾，必不免也。吾将守官，静以安人，待罪而已。此州是舂陵故地，故作《舂陵行》以达下情。
军国多所需， 切责在有司。
有司临郡县， 刑法竞欲施。
供给岂不忧? 征敛又可悲。
州小经乱亡， 遗人实困疲。
大乡无十家， 大族命单羸。
朝餐是草根， 暮食仍木皮。
出言气欲绝， 意速行步迟。
追呼尚不忍， 况乃鞭扑之!
邮亭传急符， 来往迹相追。
更无宽大恩， 但有迫促期。
欲令鬻儿女， 言发恐乱随。
悉使索其家， 而又无生资。
听彼道路言， 怨伤谁复知!
“去冬山贼来， 杀夺几无遗。
所愿见王官， 抚养以惠慈。
奈何重驱逐， 不使存活为!”
安人天子命， 符节我所持。
州县忽乱亡， 得罪复是谁?
逋缓违诏令， 蒙责固其宜。
前贤重守分， 恶以祸福移。
亦云贵守官， 不爱能适时。
顾惟孱弱者， 正直当不亏。
何人采国风， 吾欲献此辞。
《舂陵行》是元结的代表作之一。癸卯年，即唐代宗广德二年，诗人任道州刺史时作。当时道州几经“贼”乱，所剩户口不满四千，不及原有的十分之一。人民伤亡疲敝，苦不堪言，难以负担赋税。然朝廷全然不顾，元结到任不满五十天，接到催征赋税的文件二百余件，都威胁道：若误期，官长将遭贬削之罪。作为一名“尝欲济时难”的官员，元结不忍去催逼百姓，静坐待罪之外，写下了这首诗，反映民生疾苦，向上传递下情。
全诗的重点是陈述下情，而诗人没有仅仅局限于道州经贼乱这一点，开篇就点出了：“军国多所需”，这是造成百姓负担沉重，生活痛苦的根源。将全诗置于这一前提之下，使道州之苦有了普遍的、深刻的社会意义。而郡县长官们就必须督催百姓纳赋交税，对于不能完税者则刑法竞相加施。元结正是处于这一地位的地方长官，所以便处在“忧”与“悲”的矛盾之中，忧的是军国的供给要求，悲的是百姓难受征敛之苦。一“忧”一“悲”，勾勒出一位正直、善良的官吏的形象。而诗人此篇既是为了“达下情”，故其“忧”上情则必为虚写，而其“悲”下情才真是落到实处。紧接的“州小经乱亡”到“意速行步迟”，以写实的笔法，描绘了州里百姓的悲惨生活，令人惨不忍睹：几经兵乱，“大乡”、“大族”已是危在旦夕，小乡小族就不用说，早已奄奄一息。“气欲绝”、“行步迟”，写出了百姓的困疲、羸弱。能观察到百姓的气息将绝，步履难速，可见元结作为父母官对下情的体恤，对子民的怜悯;同时，作为一名诗人，元结体验生活是颇深、颇细的了。诗人爱怜百姓，不忍“追呼”，更不会鞭扑其身。这种态度显然不合朝廷之意，难以履行督催逼迫之责，故自然引出了下面诗人一连串的思想活动。
先是“怨”，邮亭来往相传的尽是催缴赋税的文牒，如催命符一般，“更无”与“但有”对举，朝廷只顾敲骨吸髓，毫不宽大容忍的虎狼之心令人发指。继而“忧”，如何能完税?逼其卖儿卖女，恐怕官逼民反;抄尽其家室产业，使百姓失去生资，岂异于逼人至死路绝境。高适有语：“拜迎长官心欲碎，鞭挞黎庶令人悲。”道出了一位正直的地方官的心声。忧怨交集，欲语无言，诗人转而为民请命，先引道路所闻，表现民众怨声载道，“重驱逐”，可见今日王官催逼赋敛威逼百姓甚于“贼”乱。至此，诗人由怨、忧，转为愤慨，大义凛凛地明白表态：安邦爱民是正道，自己宁愿违背诏令，蒙责得罪，颇有手捧乌纱帽，为民请命的大无畏精神。结句中，诗人希望自己的意见能上达君王，以便统治者体察民情，改革现状。
元结此诗感情真挚，语言平朴，继承了《诗经》以来我国现实主义诗歌比兴美刺传统。正如杜甫所赞：“道州忧黎庶，词气浩纵横。两章(指此篇与《贼退示官吏》)对秋月，一字偕华星。”这首诗灿若秋月，亮如明星，在我国诗歌长河中闪耀着不灭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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